与世长辞了。思想永放光芒，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临终嘱咐”之感。
对于“按既定方针办”，姚文元在1980年9月4日接受审讯时是这样解释的：
姚文元：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问：“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背后的尖锐斗争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道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华国锋当时看了，却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的翌日──9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
敬爱的，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队员王玄元的话：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5版，在“遵循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醒目的4个大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
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1976年4月30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去世还有4个多月，那时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的大会上致悼词时，
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代：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
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要谁接
班的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是在去世前4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时，除了张春桥和外，并无他人。所以，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篡改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这么交代那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交锋：
姚文元：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耿飚回忆录》，透露了他的亲身经历——当时华国锋怎样紧急通知已经到达联合国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修改发言稿：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的话，经我查对，与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
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没有什么‘临终嘱咐’，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两天之后──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指示的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了。李鑫还报告了一个重要信息：昨天，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
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8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以为，必须“快打慢”。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
……
耿飚在回忆录中也这么提及：
10月4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0月10日两报一刊所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这么写及：篡改指示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一回，“物归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顶“篡改指示”的帽子，还给了“四人帮”。
不过，也正因为两报一刊社论中的这句话，泄露了“最大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