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吴冷西（“毛办”成员）有功劳，如果没有吴冷西的指责，正像当时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吴冷西同志并不像于光远那样浏览一下就放下，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毛办”成员，与提出“两个凡是”有关，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话事件”立了大功！
冷西曾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
吴冷西是中国新闻界重要领导人，曾任《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辑。
粗略地罗列一下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史”，便可以看出，每到中国历史的转弯口，《人民日报》往往要更替总编辑：《人民日报》虽说早在1946年5月15日便在河北邯郸创刊，但那只是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的机关报。
一个月后，在河北平山县，《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仍称《人民日报》，但只是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
直至1949年8月，《人民日报》才改为中央机关报。
1949年10月，邓拓被任命为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1957年6月，中国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口——全国掀起“反右派运动”——派吴冷西前往《人民日报》，担任第二任总编辑。
1966年5月，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口——全国掀起“无产阶级**”——派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吴冷西下台。
不久，1966年6月，唐平铸担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代”不了多久，到1967年1月下台。
后来，鲁瑛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第三任总编辑。
1976年10月，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口——粉碎“四人帮”——鲁瑛下台。
1977年1月，胡绩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第四任总编辑。
也就是说，《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邓拓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反右派”开始；
第二任总编辑吴冷西是从“反右派”至“文革”开始；
第三任总编辑鲁瑛则是“文革”至粉碎“四人帮”；
第四任总编辑胡绩伟则从粉碎“四人帮”开始……
在这四任总编辑之中，吴冷西主持《人民日报》笔政的时间最长，整整9年。在这9年中，吴冷西还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另外，自1961年下半年胡乔木因病休养，吴冷西还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吴冷西，1919年生，广东新会人氏。1937年先后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1939年起，先后担任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干事，延安《解放日报》编辑、国际评论部主任。1948年起，先后任新华社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
接着，便是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达9年之久。在这9年中，与吴冷西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有许多批件是批给吴冷西的。因为认为什么文章值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总是批示吴冷西。
吴冷西在“文革”中挨批斗。1967年春，吴冷西甚至受到“军事监护”，投入狱中。内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文革”前，他是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的“五人”之一。由这个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遭到严厉批判，彭真下台，也就导致吴冷西下台。
1966年5月底，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的权。
即便在这样严肃的时刻，仍不失幽默感。他说：“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这里所说的“扫帚”和“灰尘”，源于他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演讲，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后来被编入“红宝书”《语录》，在“文革”中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言：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把陈伯达称作“扫帚”，把吴冷西比作“灰尘”。此言一出，吴冷西也就被“扫”出《人民日报》，“扫”出新华社，“扫”出中央宣传部，“扫”进了监狱。
在1975年，吴冷西一度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选集》材料组领导成员。
粉碎“四人帮”之后，吴冷西在1977年担任中央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作为《人民日报》的第四任总编辑，胡绩伟跟《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辑吴冷西是多年老同事。他们之间通个电话，原本是很普通的事。不过，吴冷西1978年5月12日夜的那次电话，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严厉批评，非同寻常，所以胡绩伟赶紧作了笔录。
对于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吴冷西后来提出异议，认为他的原话并非胡绩伟所记的那样。
吴冷西根据他自己的记忆，复述了那次电话的内容。现把吴冷西所述电话内容，也照录于下，供读者诸君明鉴：
（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面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这就割裂了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征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100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存在和他们的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
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23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思想。
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
是砍旗？我不说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当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号召修改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思想当做教条，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马列主义、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现在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
“躺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一波接着一波，一浪连着一浪。
就在吴冷西打了电话的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特别是不利于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
就在吴冷西打了电话的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的文章《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说起》。《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是请自然科学家们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摇旗助威。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错误的文章。”
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据云，后来这位打电话者曾对别人这么说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这里所说的“旗帜”，也就是指“思想伟大红旗”。“砍旗”，也就是“砍思想伟大红旗”，这是很严重的罪名。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人民日报》社来的人，出示了《人民日报》所排印的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砍旗”进行了讨论。
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可能会引起争论，对于这一点，大家原本已经有思想准备，但是反应会这样激烈、这样迅速，却出乎意料。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写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后来，中央党校果然写出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这里所说的“还有一种人”，不言而喻，是指“两个凡是”派们。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就在胡耀邦就吴冷西的电话作出表态后的第4天，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的第6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这天，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把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所说的两篇文章中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是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说：“《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汪东兴还批评了张平化。汪东兴问，你这个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
怎么把关的？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华国锋要求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
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的讲话，涉及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
很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华国锋访朝归来那天发表的，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则是华国锋赴朝鲜那天发表的。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
应金日成主席的邀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华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朝鲜
邓小平、、汪东兴副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到车站热烈欢送。
就在这条新闻下方，《人民日报》以头版下半版位置醒目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此文颇长，转往第三版后，占了整整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