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前两项都只是对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讨论的4000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实际上是向全党打招呼。《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这样，《通报》就在党内范围，通报了华国锋的错误。
《通报》还通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也就是说，华国锋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华国锋辞职的原因，当然也就是《通报》中所一一列举的华国锋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
在华国锋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这一段微妙的时间里，华国锋虽然身为中央主席，但是实际上中央日常工作已经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已经很少以中央主席身份公开出面。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央新年茶话会。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
1981年2月4日，这一日子对于华国锋是难忘的。
这天，是中国农历鸡年的除夕。胡耀邦建议由华国锋出面宴请越南黄文欢。华国锋拒绝了，不愿露面。
胡耀邦求助于邓颖超。邓颖超是黄文欢的老战友，要出席这次宴请的。邓颖超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希望华国锋能够主持这次宴请。华国锋只得答应了。
于是，在除夕夜，华国锋来到钓鱼台18号楼——这是华国锋最后一次出席国宴。席间，当招待员给华国锋递上一盆煎鸡蛋时，使华国锋意外惊喜：因为这煎鸡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的。华国锋平时最喜欢这道菜。国宴厨师知道华国锋将要辞职，今后没有机会再来这里，所以特地做了这道他喜欢的菜。
宴会结束后，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特地回身跟招待员、厨师一一握手，说道：“同志们的情，我领了！”
从此，华国锋再也没有在国宴上露面……
从此，华国锋的画像从北京所有大的会场、大宾馆的迎客厅被取下来，从中国各单位、老百姓家中的像旁边被取下来。
对于华国锋的下台，作为华国锋的老朋友，张根生的评价是公允的：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指示，又是在“**”中被提拔起来的。在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的威信，以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肯定华国锋在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
关于华国锋所犯的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大段加以论述。这一大段论述，其实也就是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中关于华国锋错误的基本内容。
《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到了华国锋担任中央主要领导的由来：
华国锋同志是由同志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
《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绩：
他在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指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
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华国锋究竟犯了哪些“左”的错误？《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加以具体的论述（为了眉目更加清楚起见，本书作者为这段论述加上一、二……）：
一、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
二、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
事件”）的进程；四、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五、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
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六、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在列举了华国锋的六条错误之后，《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这样的结论：
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华国锋所犯错误的论述以及得出的结论，说明了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
务的原因。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期间，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曾谈及了华国锋，谈及了《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决议中写明华国锋的名字，也就是回答了变动华国锋职务的原因：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
邓小平接着指出：
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了中央主席。众望所归，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央主席。但是，邓小平拒绝了。后来，邓小平这么谈及他拒绝的原因：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
邓小平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央主席。
1981年6月29日下午，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
胡耀邦在当选中央主席时，很谦逊地向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发表了如下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