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胡乔木长期在身边工作，也曾深受晚年“左”的思想影响，也曾赞同过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胡乔木经过反思，积极投入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胡乔木仔细研究了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从理论上对其中“左”的口号进行了分析、批判。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文革”中广泛流行的口号。华国锋也强调“抓纲治国”。华国锋所谓“抓纲”，这“纲”便是阶级斗争。
胡乔木否定了沿袭多年、影响广泛的这一口号。他说：“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取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
又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是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核心理论，流行甚广。
胡乔木否定了这一口号。他认为：“这个口号本来不是同志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它公开见之于文字，最早是在1967年两报一刊编辑部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后来康生把它写到九大政治报告中，他在向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时，又作了发挥。这个口号提出以来，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始终没有严格推敲，把它的科学含义和根据讲清楚……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个口号还作过一些宣传，但是究竟它的含义又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问题……今后，这种含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讲清楚这个问题，对党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国际运动，都有重要的意义。至于采取什么形式讲清楚，那需要考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在报刊上讲。”
再如，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载入九大通过的党章之中的，也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胡乔木加以如下剖析：“同志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同志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但是也要经过中央正式决定，采取一定的手续才好把它正式纠正过来。”
还有，在九大上扳着手指头历数党内一次次路线斗争，给人们留下极深印象。于是，动不动就要说成路线斗争，说成第几次路线斗争。
胡乔木对此作如是说：“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都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党内存在路线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如果任何斗争都是路线斗争，那么，党内就几乎天天存在路线斗争……很长时间以来，在一些同志中间形成这么一种心理，似乎党内的任何斗争不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就没有重要意义，就像吃饭没有吃饱似的，总不过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进行过不少的党内斗争，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进行过多少次路线斗争，别人也没有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必要这样来归类和计数。把党内一切复杂的斗争都简单化成为一定的刻板的模式，我们以后有没有必要继续这样做？”
胡乔木的这些见解，很多是邓小平的见解。他在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讲这些问题，是希望中国报刊从此不再使用那些华国锋时期曾流行甚广的“左”的政治口号。这样，便可逐渐消除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左”的影响。
所谓“右倾”和“非毛化”
世上的路，笔直朝天的毕竟不多，总有起伏，总有曲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路是曲折艰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也是波浪起伏的。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公报》刚刚见报，在山西省西角的运城地区，马上刷出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高举思想伟大红旗，贯彻十一大路线！
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际，强调“贯彻十一大路线”呢？
这是因为大字标语的作者，敏锐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看出，政治路线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同于华国锋在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
他们鼓吹要“贯彻十一大路线”，不言而喻，这表明他们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他们还刷出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坚决镇压反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大字报的作者们，显然是“两个凡是”派。
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大字标语的落款不是某某“战斗队”，竟然是“地委秘书处”！这表明，这是一个地委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山西的两个县委书记，甚至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逆风千里，一场浩劫！”
不光是偏远的山西运城出现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字标语，而且首都北京也不平静。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署名“工向东”的大字报，激烈地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工向东”的名字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文革”味。所谓“工向东”，乃“工人阶级心向”之意。在“文革”中，“红向东”、“全向东”、“农向东”之类的名字曾经泛滥于一时。“工向东”的大字报，果真充满“文革”味。大字报声称：
十一届三中全会践踏了的革命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蚕食了的革命事业。
大字报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翻案，是“右派翻天”，“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胜利成果”。
北京街头还出现署名“马列主义、思想研究会”的传单。那传单的标题十分刺目：《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路线》！《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编辑部还同时收到一份长达1.6万字的传单，猛烈地攻击邓小平。传单的署名为“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十九人委员会”。
……
这些大字标语、大字报、传单，表明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一股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逆流。反对者们制造流言，声称十一届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错误”，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反对者，不仅在国内有，而且在国外也有。
海外报刊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曰“非毛化”。“非毛化”的含义明明白白，即“非化”。他们宣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非毛化”会议。
其实，这“非毛化”一词，是套用“非斯大林化”一词。
“非斯大林化”一词，始见于1956年。在这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二十大，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苏联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浪潮。这样，海外报刊称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非斯大林化”。
海外报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比作苏共二十大；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视为“非化”，亦即“非毛化”。其实，在“非毛化”一词出现之前，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在中
国国内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新名词，那就是汪东兴所说的“砍旗”。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思想伟大红旗”，其实就是“非毛化”的同义语。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跟苏共二十大截然不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
作的秘密报告，主题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全盘否定，实行“非毛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肯定思想，只
是指出对不能搞“两个凡是”。关于这一点，后来在1980年8月，邓小平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谈得非常明白：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
邓小平还指出：
我们要对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思想。思想是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所以，邓小平也就回击了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苏共二十大在中国重演的海外谬论。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截然不同。邓小平把一生分为正确的和后期的错误两部分。邓小平不仅指出正确的部分是第一位的，而且把“思想”定义为“一生中的正确部分”。这样，邓小平就充分肯定了的功绩，肯定了思想。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不是“非毛化”，而只是否定了的“后期错误”。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给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但是这一大讨论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两个凡是”派并没有善罢甘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仍在继续中。
在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时，便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要“考虑补课”。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便提到了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大有人在”。邓小平说：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四人帮”那一套。
邓小平重新回顾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邓小平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最早是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思想，以后又解释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思想。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
邓小平又一次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
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在1979年下半年，又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补课”。
以邓小平视角看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诚如本书开头“小引”中所说，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了中国报刊、书籍、报告、讲话中的“高频词”。
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成了《邓小平文选》中的“高频词”。
邓小平曾多次、多角度论述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差不多每年都要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时一年中几次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下从《邓小平文选》中，摘录若干片断，以求以邓小平的视角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七个月，即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把是否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定为选干部的主要标准。邓小平指出：
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时，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的工作。他很强调这三年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那一年。
邓小平说：
我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大致谈了这三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这样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思想当做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这么说及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