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主席台上，高悬着两幅巨大的画像：伟大领袖像和英明领袖华国锋像。这两幅画像，形象地表明华国锋是的继承人。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代表3500多万党员。
大会在8月11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汪东兴显眼的地位，引起人们的关注。
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席团，华国锋当选为主席是所料之中。副主席除了叶剑英和邓小平之外，增加了一人，即汪东兴。另外，汪东兴还兼任主席团的秘书长。
这样，汪东兴的地位一下子就突出起来。在此之前，汪东兴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的“潜台词”，就意味着他不久将成为中央副主席。
另外，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秘书长来看，也都是重要人物：
七大的秘书长是任弼时；
八大的秘书长是邓小平；
九大的秘书长是周恩来；
十大的秘书长是张春桥。
华国锋要加强汪东兴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加强他自己的地位。因为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随着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领导格局，使“华汪体制”中汪的地位下降。所以，华国锋采取了加强汪东兴地位的措施。
历数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看出，都是在时代大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
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八大是在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中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九大是在开展“无产阶级**”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十大是在发生事件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十一大则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政治报告是每一次代表大会的主题：
七大由作政治报告；
八大由作政治报告；
九大由作政治报告；
十大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十一大则由华国锋作政治报告。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长达4小时。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批判“四人帮”，这当然必要。但是，由于华国锋自己仍站在“左”的立场上，所以他的政治报告充满着“左”的理论和错误，充满着自相矛盾。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告：历时11年的“**”，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已经结束。
应当说，华国锋宣告结束“文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可是，他偏偏说，他所宣告的是第一次“无产阶级**”的“胜利结束”。言外之意，还要来“第二次”、“第三次”的“无产阶级**”。所以，他不是在那里否定“文革”，而是在那里肯定“文革”。其实，华国锋是依据“两个凡是”这么说的。早在1966年7月8日写给的信中，便说：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的扫除……
华国锋遵奉的“教导”，“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所以把这次“文革”称为第一次“无产阶级**”。他依然强调，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内”。所以，“文革”要进行多次。
另外，他把第一次“无产阶级**”说成“历时11年”，实际上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年也算了进去。这是错误的。因为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的结束，绝不是到了十一大，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胜利结束”这才结束的。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
指出：“这次‘无产阶级**’，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
华国锋甚至宣称：“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华国锋把跟“四人帮”的斗争，称为“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
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
华国锋肯定在“文革”中召开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要求“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申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正确决策。但是，华国锋又流露了在现代化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情绪。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可以说是正确和错误的混合物：
他既宣告了结束“文革”，却又充分肯定了“文革”；
他既号召批判“四人帮”，却又仍然不批“四人帮”的极左；
他既强调要安定团结，却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既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却又要“大干快上”、急于求成。
所以，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没有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没有在理论上和方针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叶剑英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在大会上致闭幕词。那时，邓小平恢复职务不久，大会由华国锋所左右。
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1977年8月19日，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领导核心，成员如下：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
这样，邓小平仍排名第三。
十一届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
十一届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慕华（女）.赛福鼎
在十一大结束后不久，1977年8月25日，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军委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为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另外，1977年10月31日，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宣传部，任命张平化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曾经是华国锋的“顶头上司”。当华国锋当年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张平化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中央规定，中央宣传部的任务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掌管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中宣部协助中央在业务上指导中央所属和国务院所属宣传、文化、出版单位的工作。中宣部对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门有指导的责任。
这样，“中央宣传口”从此结束了历史使命。
全国科学大会的幕后斗争
就在十一大结束不久，在主持科教工作的邓小平的提议下，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中央在1977年9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也就在这一天，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方毅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于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重要的筹备工作之一，是起草首长们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需要起草的讲话稿是：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讲话稿；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讲话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讲话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讲话稿。
筹备小组经过分工，决定由吴明瑜、林自新起草华国锋、邓小平讲话稿；罗伟起草方毅讲话稿；起草郭沫若讲话稿。方毅和郭沫若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很顺利。然而，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在起草过程中却遇上了“麻烦”。
当时，吴明瑜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自新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是由他俩一起起草的。
据吴明瑜回忆：他和林自新当时多次听过邓小平关于科学工作的讲话，所以很了解邓小平在科学问题上的一系列指示。他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特别是根据邓小平“八八讲话”的精神，采用邓小平许多原话，起草了讲话稿。这个讲话稿，先送方毅听取意见，又送胡乔木征求意见。改定后，送邓小平审阅。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所以讲话稿写出了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的新见解。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白’是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等等。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
他们又起草了华国锋的讲话稿，报送华国锋审阅。
不久，这两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说道：“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关于科学、
关于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指示，稿子中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在稿子中谈一下嘛！”
至于华国锋的讲话稿，谁也没有说可用，谁也没有说不可用。
之后，起草者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汪东兴的意见修改讲话稿。
邓小平很干脆地回答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不久，起草者又接到吴冷西的电话，要他们转告方毅。吴冷西对邓小平的讲话稿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改一个标点符号；二是要把讲话稿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吴冷西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的话。引用的话，比较合适。
起草者以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说的话。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左右”，“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
可是，这支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到底是增大了呢，还是缩小了呢？引用的话，无法说明。还是用邓小平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更为明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更高。
当然，起草者无权决定取舍，他们把吴冷西的意见原原本本转告方毅。方毅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答复道：吴冷西的第一条意见，我们接受（引者注：即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不改。
就这样，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讲话稿只改了一个标点符号。
邓小平的讲话稿定稿了。可是，华国锋的讲话稿，一直不置可否。
后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1978年3月18日——一天天逼近，华国锋对讲话稿的意见还是没有下达。
吴明瑜着急了。
终于，上面传来华国锋的意见，说是讲话稿可以付印。可是，当吴明瑜拿到经华国锋审定的讲话稿一看，傻眼了：那是华国锋另外请人起草的讲话稿。吴明瑜和林自新为他起草的讲话稿，被否定了！
吴明瑜细细一想，倒是明白了：他们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贯穿了“新长征”这一概念。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新的长征。这是用胡耀邦在1975年的讲话精神。吴明瑜毕竟受胡耀邦的影响太深了。华国锋当然无法接受以胡耀邦的观念所起草的讲话稿！所以，华国锋另起炉灶，找别人根据他的意思写了讲话稿。
当然，除此之外，华国锋无法同意他们起草的讲话稿的其他一些观点。全国科学大会热热闹闹地开起来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都公开见报了。
倒是一家台湾报纸很敏感，马上发觉邓小平讲话的观点跟华国锋不同。他们发表文章，列举了邓小平讲话和华国锋讲话，有着十处针锋相对！
据吴明瑜回忆，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强调了“拨乱反正”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半年之前，即1977年9月19日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提出的。
邓小平在提出“拨乱反正”之后，不久又提出“正本清源”。一时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成为批驳“两个凡是”的响亮的口号……
全国科学大会的第一号简报，便是代表们讨论邓小平讲话，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高举了马克思主义旗帜。这实际上，就是反驳了汪东兴所谓邓小平讲话稿“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