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
《红旗》终于“后院起火”
《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真是始料不及：约谭震林写文章，会导致把文章送往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送审谭震林文章，会引发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对《红旗》杂志的尖锐批评！
熊复更没有想到：邓小平和的批评传到《红旗》杂志，导致了《红旗》杂志“后院起火”！
对于熊复的“不表态、不卷入”，《红旗》杂志编辑部很多编辑其实早就有异议。他们关注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见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一片火热地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到各地领导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唯有《红旗》杂志不吭一声，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他们早已怨声载道！
就在邓小平、对谭震林的文章作了批示之后，1978年11月23日，在北京沙滩《红旗》杂志那座灰色的大楼前，马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为“王忠明、邢雁”。
这张大字报对熊复猛击一掌，轰动了《红旗》大院。
大字报首先批评了熊复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唱反调”：
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理所当然地要大力参加这一讨论。但是《红旗》杂志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从熊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熊复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
“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作了些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熊复同志还表白说，他授意一位同志写过文章，我们看看写的这篇《重温〈实践论〉》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全文两万多字，除了教科书式的毫不联系实际地讲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外，很大篇幅是驳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请同志们读一读这篇文章，看是不是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这种文章实质上是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唱反调的。
大字报又揭露了熊复反对平反1976年“事件”的错误态度：
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愿。熊复同志对这事件抱什么态度呢？今年第10期《红旗》登载的《评姚文元》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用笔杆子杀人”，原来上海写作组同志写的全部内容是揭露“四人帮”怎样歪曲“事件”的事实真相，制造白色恐怖，经过熊复同志的手，把它砍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但是，至今没有看到熊复同志的态度，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复同志对敬爱的周总理是什么感情！前一个时期，机关批判姚文元和他的亲信利用《红旗》反对周总理的罪行，同志们要求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熊复同志讲一讲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但他一再推托，根本不讲。
大字报还揭露了熊复对于胡耀邦的错误态度：
6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说“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思想的”。大家知道，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熊复同志还耸人听闻地说：
“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还说“这样严重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熊复同志在这里这样提出问题，不知为什么？
大字报还指出，熊复至今仍要批“走资派”：
熊复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7月3日的全社大会上，他竟然号召全社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好在熊复是个明白人。熊复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确实使《红旗》落伍。
不过，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熊复的“不表态、不卷入”，来自华国锋的指令，来自汪东兴的指令。
王忠明、邢雁的大字报，给了熊复以极大的震动。
就在那张大字报贴出的第3天，熊复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旁边。
熊复知错便改，他的小字报的标题便是《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
熊复写道：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二同志的批评。
可以看出，王、邢二同志的批评是善意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要迅速改变《红旗》的落后面貌、紧紧跟上新长征的步伐。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未解决的大问题。
我希望全社同志都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至于我，从王、邢二同志的大字报得到很大的启发。我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的，几个月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有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现在还来不及总结我在这个时期的工作，而在适当的时候是应该作出总结，取得教训的。错了就改，我有决心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帮助我，督促我，有以教我！
熊复
1978年11月25日
由于熊复很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所以他后来仍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直至1987年8月《红旗》杂志停刊。《红旗》杂志也终于追了上来，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也就冲破了自1957年开始的“左”的禁锢，导致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
周扬曾这样进行评价：中国在20世纪，有三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一场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场是40年代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一场就在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也有人以为，还是提两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为宜：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了中国的诞生，而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则促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的大转折。
胡耀邦则在1979年1月18日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时，这么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胡耀邦说：
到了去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去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精辟地阐述了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批评了那股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使这场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都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讨论，已经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