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对四位新增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分工，作了这样的决定：
陈云主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政法部门；
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王震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
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许多中央委员的建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以协助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会议任命：
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
胡乔木任中央副秘书长兼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姚依林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
会议还决定：
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免去胡耀邦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免去张平化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胡耀邦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调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后公布）；
调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任命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任命杨德中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姚依林原任商业部部长，由金明接任；
任命陈国栋为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
任命刘澜涛为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另外，会议还决定：
汪东兴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政委，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
这一决定，实际上等于削去了华国锋的“副手”汪东兴的实权。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稍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3人得到最明显的提升，这便是陈云、胡耀邦和胡乔木。
陈云身兼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四职；胡耀邦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三职；胡乔木身兼中央副秘书长、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三职。
前已述及，陈云的贡献在于在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发言；胡耀邦的贡献则在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胡乔木的贡献则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本来，有人提议由胡乔木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也曾这么建议。
确实，由胡乔木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是非常恰当的人选——胡乔木过去曾多年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着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验。但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在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时，曾作这样的说明：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同志提议我不再兼组织部部长，改作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本来有的同志提议乔木同志当宣传部部长，他是最合适了。为什么不是他呢？中央的同志有过考虑，乔木同志思想水平比较高，宣传部的工作还有许多行政事务，如果要他来管宣传部，势必要分散一些精力搞行政，这就是浪费人才。所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我做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本不够格，是赶着毛驴当马骑，勉为其难。乔木同志当中央副秘书长兼“毛办”主任，汪东兴同志不再兼“毛办”主任了。
对于胡耀邦的提升，胡德平记得，他的丈人安子文最为感叹。因为安子文从1956年11月到1966年8月，当了10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如果加上此前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多年，他在中央组织部担任领导达20多年。可是，他却在“文革”中受迫害进了秦城监狱。安子文向女儿这么感叹道：“我当了20多年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央政治局！”
有趣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9年1月17日——安子文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恰巧与胡耀邦“对调”。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稍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两人受到最明显的冷落，那便是汪东兴和张平化。不言而喻，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汪东兴和张平化的种种行为，受到了中央委员们的尖锐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高层领导核心所作的这一系列调整，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得以贯彻。
胡乔木主笔起草《公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集中体现在1978年12月22日全会所通过的公报上。
通常，全国代表大会，发布的是“新闻公报”——因为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有政治报告阐述会议的政治内容。中央全会则通常用“公报”，这公报概括会议的政治内容。
“公报”比起“新闻公报”更给人以庄重感，因为这是“全体会议”的“公报”，而且标明“某年某月某日通过”——这意味着，《公报》是由全体中央委员们举手通过的，相当于会议的宣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公报》，主要不是新闻性的，而是理论性的。《公报》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论性概括，分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和作风五个方面加以论述。《公报》写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系列的新决策、新观念、新思想，对于中国历史的大转折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公报》的起草已在进行！对于中央全会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因为有的中央全会只开几天，必须事先起草好公报，到时再根据会议情况作些修改，然后公开发表。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来说，跟往常的中央全会又有不同，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一讨论了。
正因为这样，《公报》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时开始起草的。
最初，《公报》的起草仍由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负责。由于中央工作会议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汪东兴本人又在会上受到许多批评，由他负责起草的《公报》理所当然是不能用了。
于是，中央主席华国锋指令会议文件的起草班子又起草了一份《公报》。这个起草班子写出了《公报》草稿，内容仍很不令人满意。所以，改由胡乔木主笔。
那时，胡乔木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起草《公报》本来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何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时，胡乔木是以“列席者”身份出席的──直至全会同意增补他为中央委员。
考虑到胡乔木当年担任的政治秘书，为中央起草过许多文件，所以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面，请胡乔木主持《公报》的起草工作。
胡乔木当时的秘书朱佳木是这样回忆的：
华国锋同志……亲自出面，请乔木同志负责重新起草一份。于是，乔木同志邀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请起草班子的同志按研究的意见写出初稿。初稿拿出后，他又听取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随后，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下午2点开始，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由于改动太多，乔木同志的字又写得很小，所以他要我重抄了一遍，才送到印刷厂去排印。这时，全会已经开始，公报稿件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及时印发到了每个代表的手中。全会闭幕前一天，中央为讨论公报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乔木同志列席。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乔木同志对公报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全会闭幕是在12月22日晚上10点，因此，当天已不可能发表公报。第二天，乔木同志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的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了修改的地方。
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作为中央全会的《公报》，对于一场由报纸特约评论员引发的讨论作出评价，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宣布了“两个凡是”已经被彻底否定：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以上这段言简意赅的话，不是出自某篇社论，而是中国中央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这一段评价意味着思想路线的重大转变，即从“两个凡是”转变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
《公报》虽然没有点名批判“两个凡是”，但是用这样一段话正面加以阐述，实际上也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公报》还对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从而彻底否定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会议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绩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公报》也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以及此前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中国列车驶离“左”的轨道
如果说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路线上的重大转折，那么，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路线的重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一最重要的决策，清楚地写在《公报》的第一段里，那就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是邓小平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前提出的。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讨论，邓小平这一战略性重大决策，成了会议代表的共识。华国锋也表示赞同邓小平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公报》指出：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一重大战略性决策，使中国的历史实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对于这一战略性的“转移”，曾经想到过，也曾说过，但是他一直未能“转移”。
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中央副主席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就已经很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点不再是阶级斗争。说，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开幕词中，也讲述了类似的观点。
但是，就在刚刚打算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就被在1957年下半年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打断了。诚如邓小平所言：
“**”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邓小平又指出：
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左”的错误，最“左”是“**”。
邓小平还说：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与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相反，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从“左”的轨道拨正方向的转折点。到1976年0月，粉碎“四人帮”，中国列车终于驶出那黑暗的漫长的隧道。但是，在华国锋的驾驶下，中国列车仍在“左”的“阶级斗争”轨道上运行。
直至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列车改由邓小平驾驶，这才实现了“转轨”──脱离“左”的“阶级斗争”轨道，在正确的“四化”建设的轨道上呼啸前进。
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由陈云的发言而引发关于众多历史重大事件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地讨论了‘**’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公报》用八个字来概括处理历史重大事件的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公报》指出：
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同志的崇高威望。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
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公报》以中央全会的名义，对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公报》首先正式宣布为“事件”平反和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