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其快捷的传播速度，在电视还很不普遍的年月，显得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则是中央机关报，是中国舆论界的“带头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当时，不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人民日报》，都在“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严密管辖之下。在这些重要的新闻传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尽管姚文元已经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帮”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获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只消几分钟，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须知，当时仅仅拘捕了“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四人帮”还有众多的帮派骨干在各地，还在各个部门。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帮”帮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调兵遣将，要求“同志担任中国主席”……
叶剑英最初的打算是严密封锁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先保密两个月，不让外界知道。“先保密两个月”，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逐步解决各地、各部门的“四人帮”帮派骨干。
叶剑英说，这是按照“跑时的办法办”。所谓“跑时”是指1971年9月13日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当时封锁了消息，实行严格保密。叶剑英这时打算采用当年的办法。
叶剑英选择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去完成这两项重大使命──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耿飚这人，在《选集》第四卷《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这么提到他：
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
所说的“杨罗耿兵团”，也就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所领导的兵团。这个兵团是1947年7月在晋察冀新组建的野战军，司令员为杨得志，政治委员是罗瑞卿，而耿飚为参谋长。
杨得志曾这样谈及他的“老搭档”耿飚：
我和耿飚同志相识多年了，我俩都是湖南醴陵人。长征到达哈达铺，红一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大队，我任大队长，他任参谋长。从此以后，在晋察冀野战军、在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十九兵团，参加平津战役、打太原、攻兰州，进军大西北到宁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前期，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单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员，他任参谋长。耿飚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他那过人的记忆力和大战之中清醒的头脑，是许多老同志所称赞的。
耿飚在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
此后他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师干部教导队队长，第一军团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在两万五千里长征时，耿飚是前卫部队红四团团长。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和参谋长。1944年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耿飚和叶剑英结下深厚友谊，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军调处执行部”的代表前往北平，耿飚担任方面交通处处长、副参谋长，与叶剑英共事。所以，耿飚成了叶剑英的老部下。那时，耿飚随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而叶剑英则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精明的耿飚居然在叶剑英住处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埋在地毯下的窃听器。叶剑英把国民党代表约到翠明庄来，耿飚当场掀开地毯，挖出窃听器，使国民党代表十分尴尬……
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耿飚出任第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作为“杨罗耿兵团”的三巨头之一，转战华北、西北。耿飚是正儿八经的将军，可是，后来耿飚却奉命“改行”，去当外交官了。他先后担任了中国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中，耿飚被打入“牛棚”。
当九大即将召开时，外交部的党员们选耿飚为九大代表，可是外交部却有人借口耿飚尚在“牛棚”，还在接受“审查”，把耿飚的名字从代表名单中划掉。此事被周恩来获知，报告，同意把耿飚列入九大代表名单。这下，耿飚也就结束了“牛棚”生活。
于是，在1969年5月，耿飚被任命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71年1月，耿飚因病回国休养。病愈后，经周恩来提议，任命耿飚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耿飚为人正直，上任不久，便得罪了。
本来，跟中央对外联络部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一桩小事，使她领教了耿飚的脾气：此人，颇爱摄影，又爱出风头。她想在《人民画报》上开一个她的摄影专栏，不断发表“峻岭同志”的摄影作品。“峻岭”，也就是的笔名。
《人民画报》是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的杂志，属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又属外文局领导，而外文局则归中央对外联络部管辖。由于的地位特殊，《人民画报》打了报告向外文出版社请示，外文出版社把报告转到外文局，外文局上报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到了耿飚手中。耿飚认为，《人民画报》无此先例，企图凭借她特殊的政治地位破例，不行！
消息飞快地传进的耳朵。为此大大地生了耿飚的气，以致有一回在春节团拜会上，逐一与参加团拜的领导人握手，等见到耿飚时却一扭头！站在耿飚旁边的发觉了这一“细节”，问起耿飚来，方知为了《人民画报》的事，对耿飚竟一直耿耿于怀……
当然，《人民画报》的事，只是小事一桩罢了。在看来，耿飚和外交界的姬鹏飞、黄镇一样，都是“周恩来的人马”。所以，对他们很恼恨。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叶剑英急调耿飚这位有着多年“文官”经历的武将。
耿飚后来在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中这么写及：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10月6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
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
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采访时，也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夜晚的不平常经历，其中有的细节是《耿飚回忆录》中所没有的：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9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代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
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巍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哪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
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巍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近10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20名战士，10名由邱巍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10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
“**”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
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3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5天。
到第6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华国锋和叶剑英是在和耿飚谈话之后，这才乘上红旗牌大轿车从中南海怀仁堂驶往玉泉山的。
耿飚只过了十几天“鞋袜不脱”的生活，而叶剑英原定是“保密两个月”。内中的原因便是本书一开头就写及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在1976年10月12日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于是全世界都知道“毛的遗孀被捕”，叶剑英再也无法保密了……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
在耿飚奉命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叶剑英和华国锋选派迟浩田将军紧急接管《人民日报》社。
迟浩田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当时他正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突然接到叶剑英的电话，说是派出专机接他立即回北京。
《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大报，是中央的喉舌。
众所周知，中国的“反右派运动”，是从1957年6月8日开始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派运动”的第一炮。
据吴冷西回忆，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的前一天——1957年6月7日——通过秘书胡乔木约他谈话：
（在谈了一通别的事情之后）话题一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遵照的指示，吴冷西取代邓拓，主持《人民日报》笔政──因为早已不满于邓拓，批评他是“死人办报”。
对于《人民日报》来说，1966年6月1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表明正式号召开展“**”──虽说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的《通知》，但是正式见诸《人民日报》，则是从1966年6月1日这篇社论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