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这同样由于：他本身就“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帮”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引发对他的批判；把“四人帮”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华国锋“左”的路线的需要。
这样，华国锋论定“四人帮”是“极右”，也就把对于“四人帮”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帮”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错误，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使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无法深入下去。
据《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四人帮”和的“假左伪装”。这表明，跟当时所说的“极右”已经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来，尽管称之为“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5年前的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龙岩”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报》很快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为1972年“龙岩”批“左”翻案的文章。借助于旧事重提，《人民日报》透露了今日也应该批“左”之意。
《人民日报》为此又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批评。
但是，后来《人民日报》还是发表了《评“四人帮”的极左》一文，对“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帮”是“极右”了，而改为提“假左真右”。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这才最后论定了“四人帮”的极左本质。这是后话。
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
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央设有宣传部。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对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作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的，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事件”的宣传口径。
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
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身边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上这么说过：“现在了解‘**’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控制了的手稿，需要时可以从中拿出一句两句，借用的威信，来压服不同意见。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指示的。”
“邓小平对‘**’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事件’。”
“‘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事件”是“定的”，绝对不能平反。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以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其实“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
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
一、突出宣传华主席；
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
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的遗志，进行“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指示的，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事件”：“‘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
“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
新的难题接踵而来
大起大伏的1976年终于过去。
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
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
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去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呼吁为“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凡是”来压制为“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但是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
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
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去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去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
就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
这大字标语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领着十几位青年写在北京的长安街上的。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事件”平反！
这大字标语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也就在北京迅速传了开来。
李冬民虽说年轻，在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学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冲冲杀杀，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后来，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当选为常委。他在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1973年，李冬民复员，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虽然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不满于“文革”。正因为这样，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风，刷出了震惊北京的大字标语。
令人吃惊的是，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把李冬民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华国锋为此案定性为“抬邓、、保王洪文”。“抬邓”，也就是要“抬”邓小平出来工作；“”，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则是强加之词。
在北京发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门口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批评吴德，也批评陈锡联，要求为“事件”平反。他们还提出：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