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4月7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5个月后他就病逝了。
纵观五次指定接班人的过程，可以看出，前两次很从容，是经过长期考虑、观察的。自从1971年“事件”之后，到1976年去世，这五年间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仓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才半个月──1953年3月20日——马林科夫就辞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实际领导人。
以为，由于马林科夫的资历太浅，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就让赫鲁晓夫夺取了大权。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他发动“文革”的目的，便在于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然而，的反叛，使乱了方寸。在之后，频繁地更替接班人，实际上在步斯大林的后尘。其实，晚年之所以重蹈斯大林晚年的覆辙，是因为所仿效的是斯大林的错误做法：由党的领袖自己指定接班人。在1976年4月7日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
在1956年八大时，只是提议担任中央副主席，并不加“第一”两字。在前面已经引述过跟熊向晖的谈话，如此说：“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
这是因为自从七大以来，就已经是的接班人。所以尽管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副主席有六位，但是在六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两字。
在九大，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提议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时，身为中央副主席的还有王洪文和叶剑英。王洪文早于华国锋担任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资历之深远非华国锋所能相比。所以必须给华国锋加上“第一”，才使华国锋的接班人身份变得十分明确。
1976年华国锋被指定为接班人时55岁，而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56岁。对于华国锋，确实“你办事，我放心”。期望1976年的华国锋，成为1949年的他，能够按照他的路线把他的未竟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不过，也深知，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中国的领袖，作为中国的领袖，必须具备极高的声望。华国锋虽然为人忠厚，但是作为领袖资历尚浅，不孚众望。
正因为这样，在病重之际，在确定了华国锋为接班人之后，自知余日不多，在1976年4月曾作过这样的“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说这段话，正反映了他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显得局促，以致要“全国
人民逐步认识”这位接班人。希图通过“宣传华国锋”以提高华国锋的声望。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嘱咐”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最后几句话，说得那么悲凉，说到了“动荡”，说到了“血雨腥风”，说到了“天知道”，就因为知道在他死后，华国锋未必压得住阵脚。早就说过，他死后，会闹事。他也明白，华国锋未必斗得过。所以，他把华国锋和被他称之为“四人帮”的四个人一起召来，说了那番话……
铺天盖地地为华国锋歌功颂德的热潮
尽管“要宣传华国锋同志”，但是在当时却无法做到。因为舆论大权掌握在“四人帮”手中，掌握在姚文元手中。华国锋被指定为接班人，被“四人帮”视为夺取大权的最大障碍，“四人帮”怎么可能贯彻的指示，去“宣传华国锋”呢？
在死后，1976年10月6日晚上那干脆利落的“横扫”，使中国避免了“动荡”，避免了“血雨腥风”。
领袖是政党的旗帜。平心而论，在去世之后，失去了享有极高声望的领袖，急欲填补这一空白，树立新领袖华国锋的形象，原本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
一向理平头的华国锋，也蓄起了朝后梳的“毛式长发”。加上华国锋身材高大，穿上一身毛式制服，确实有几分的样子。
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其实主要依靠两条：一是生前亲自选定他为接班人；二是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合乎民心，受到人民的拥戴。
关于第二条，老百姓个个心里明白，谁都吃够了“四人帮”的苦，用不着多说。在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并非完全是华国锋个人的功劳，而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却几乎把功劳全都算在“英明领袖”的账上。报纸上成天在“宣传”着“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至于第一条，只有高层人士才知道。
于是，华国锋拿出亲笔手书“你办事，我放心”。在病重时所写这六个歪歪扭扭的字，仿佛是封建王朝的“钦定传位手谕”，成为华国锋“即位”的依据。
当时，在华国锋山西交城故居前的墙上，刷出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大字！
其实，就连华国锋本人也感到光靠这六个字，他作为“英明领袖”的声望还远远不够。于是，又公布了那段关于“宣传华国锋”的“最高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华国锋”热潮……一时间，中国各报各刊竞载“宣传华国锋”的文章，各出版社竞出“宣传华国锋”的书，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宣传华国锋”，实际上演变成了对华国锋的歌功颂德，演变成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为了“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对于华国锋的歌功颂德几乎涉及华国锋的各个方面。内中最热的是山西和湖南，因为华国锋曾在这两个省份工作过。
山西交城是华国锋的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交城晨曲》一书。
山西交城县委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思想的光辉典范》。
山西军区报道组、空军某部报道组、铁道兵某部报道组、《解放军报》记者在山西采访，写出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山西日报》通讯员、《太原报》记者、《山西日报》记者写出了《华主席关怀儿童团——访华主席工作、战斗过的古交区》。
古交区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区，原属山西交东县。华国锋曾担任过交东县抗日联合会主任，在古交区建立儿童团。报道说，那里的“红小兵”、“红卫兵”得知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发出“铿锵的誓言”：
华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华主席的红小兵。
华主席关怀儿童团，儿童团爱戴华主席。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书，记述了华国锋从1938年到1949年在山西吕梁山区所度过的11个冬春。该书的作者说：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赤胆忠心干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华国锋同志始终如一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忠实执行、勇敢捍卫的革命路线。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根据地建设、新区建设、作战指挥、支前、土地改革运动中，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关于华国锋在湖南的报道更多。
湖南，在当时被称为“伟大领袖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湖南省委在1972年第2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国锋同志是革命路线的卓越的继承者》。这篇文章用三个“者”来形容华国锋：“华国锋同志是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勇敢捍卫者和卓越继承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
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华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一书。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湖南》一书。作者说：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间，一贯忠于马列主义、思想，坚决执行和捍卫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湖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湖南省委组织部发表《华主席是执行建党路线的光辉典范》。
湖南省委宣传部发表《华主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一贯高举思想伟大红旗》。
湖南省军区委员会发表《英明统帅华主席率领我们胜利前进》。
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发表《英明领袖华主席关怀着我们青年的成长》。
湖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发表《华主席是执行革命体育路线的光辉典范》。
韶山区委员会发表《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
湖南省湘潭地区委员会发表《华主席带领我们走指引的金光大道》。
湖南省湘潭地区妇女联合会发表《华主席领导我们妇女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长沙市委员会发表《华主席是忠于思想的光辉榜样》。
此外，还有种种文章，罗列一下标题，便可知“宣传”内容：
《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
《华主席是我军的英明统帅》；
《华主席率领我们学大庆》；
《华主席是实践思想的光辉典范》；
《华主席掌舵我们最放心》；
《华主席坚持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建设民兵》；
《华主席是高举教育革命旗帜的光辉典范》；
《坚持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榜样──记华主席在湖南领导文艺工作的革命实践》；
《华主席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榜样》；
《华主席无限关心革命战士》；
《华主席是人民教师的贴心人》；
《华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华国锋”的种种文章中，张平化的文章格外显眼。
张平化在1959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作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张平化与华国锋共事多年。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1977年10月，张平化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主席的最好接班人》。张平化在文章中用三个“亲自”来形容对华国锋的重视：
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主席的优秀学生，是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的最好接班人。
张平化的文章，分五个方面“宣传华国锋”：
努力学习和忠诚实践思想；
捍卫和遵守“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爱护和培养党的干部；
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的英明决策。
张平化在文章结束时，把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和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的领袖地位相提并论：
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中国革命斗争转危为安，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又有了最好接班人华国锋主席，继承的遗志，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国内外政策，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把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国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都为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华国锋在“农业学大寨”的中，曾率湖南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学习，跟陈永贵结识。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陈永贵这样“宣传华国锋”：
华国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大公无私、光明正大；谦虚谨慎，具有民主作风；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能够领导全党、统帅全军，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
经过热火朝天的“宣传”，尽情的讴歌，华国锋被精心“包装”成了“英明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