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个人崇拜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应全盘加以否定的，不存在“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
也就是在那一次会议上，那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迎合，说了一句“高度概括”的“名言”：“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在这里，柯庆施不光是提倡个人崇拜，甚至提倡个人迷信。面对柯庆施如此献媚之语，会上居然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批驳。柯庆施深得“宠幸”，不久便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得以从中央委员升
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58年之后，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日益造成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造成了“主席、中央”的局面。也正因为热心于个人崇拜，所以才会由个人选定接班人，所以才会选定那样鼓吹所谓“大树底下乘凉”之类马屁精作为接班人。也正因为个人决断一切，所以才会由他“亲自发动”了那场给中国带来巨创深痛的“无产阶级**”。
实际上，个人崇拜就是对领袖个人的神化、偶像化，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和盲目信仰。个人崇拜是个人专断的前提。
“主席、中央”也就是个人崇拜的产物。
“主席、中央”，不只是一种在“礼节”上表示对于主席的尊重，而且也在事实上反映主席的权力大于中央的权力，主席既可以指挥中央，也可以否定中央决议。
例子之一：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向发出了邀请。当时，在上海，他请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讨论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而且说明代表团去了苏联，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来上海，把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向中央主席作了汇报。听后，说道：“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的一句话，就否定了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
例子之二：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是由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的，亲笔改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时，由中央副主席主持，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在会上，人们知道这一《通知》是主席主持起草的，不敢提出原则性的否定意见，但是既然参加讨论，也就对一些个别字句、标点符号提出意见。但是，陈伯达、康生说，这是主席改定的，一个标点都不能动！
这时，就连也不能不如此感叹：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连在会上都说这是“独断专行”！可是，最后还是一字不易地通过了主持起草的《通知》。以上两个例子清楚表明，“主席、中央”——“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主席可以否决中央，而中央却不能否决主席！
在“文革”中，的话成了“最高指示”，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无限“神力”，就因为个人崇拜。在“文革”，“上面一言堂，下面一边倒”，这也完全是由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在晚年把“党领导一切，领袖领导党”演变成个人至高无上，“大权独揽”，把领袖高高地凌驾于中央之上、党之上、国之上、人民之上，所以“主席、中央”，所以“一句顶一万句”。
华国锋一切“照过去方针办”，连“主席、中央”也“照过去方针办”。正因为这样，在华国锋上台之初，铺天盖地的“致敬电”，连篇累牍的“华主席、党中央”，已经显露出华国锋的个人崇拜的端倪，表明多年以来的个人崇拜被华国锋完全接受，仍在延续之中。
“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中国人很讲究名分。
1964年4月9日，63岁的柯庆施病逝，中央的悼词称柯庆施是“同志的亲密战友”。
本来，“同志的亲密战友”应该是很多的，、周恩来、朱德、陈云等等，都是“同志的亲密战友”。然而，在“文革”中，“同志的亲密战友”却成为的“专利”。反正一提“同志的亲密战友”，必定是指。
于是，提到柯庆施时，也就改称“同志的好学生”，不再提“同志的亲密战友”了。
同样，“伟大领袖”与“英明领袖”并无本质区别。惟其“英明”，也就“伟大”；要说“伟大”，必定“英明”。去世之后，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所宣读的悼词，既称为“伟大领袖”，又称他为“英明领袖”：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重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主席。
……主席是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然而，在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之后，“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名词。人们提到华国锋时，必定冠以“英明领袖”；提到时，则冠以“伟大领袖”。
细细探究起来，1976年10月24日上海市“双庆”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的致敬电里，有这么一句：“全市军民同声赞道：‘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
“英明领袖”成为华国锋的专用名词，最具权威的“起源”，是《解放军报》1976年10月29日那篇广有影响的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社论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
华国锋同志不愧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缔造的中国的英明领袖。
1976年11月8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题为《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的英明决策》。这样，使“英明”一词有了双重含义：不仅华国锋本身“英明”，而且选择华国锋为领袖体现了的“英明”。
这篇社论强调：“对华国锋同志无限信任，把领导党和国家的重任很放心地交给了华国锋同志。”在强调了“亲自选定”之后，社论列举了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四条优秀品质：
第一，华国锋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忠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决执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二，华国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无产阶级**”中，在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长期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华国锋同志对党忠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第四，华国锋同志远见卓识，英明果断，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既耐心稳重，又坚持斗争。
《解放军报》的社论，又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对华国锋的赞赏和选择：
第一，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非常重视革命领袖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赞扬华国锋同志有领导县、地区、省的全面工作的经验，又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事实证明，在的亲自培养下，华国锋同志具有掌管全党全国全面工作的才能，能够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
第二，以深刻的观察力，指出了华国锋同志具有作为党的领袖接班人的优秀品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看到，华国锋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坚定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贴心人。
第三，生前，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华国锋同志讲过，刘邦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故事。华国锋同志铭记的话，没有辜负的殷切期望。在王张江姚迫不及待地篡党夺权，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危险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亲自下决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表现了华国锋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
《解放军报》的这篇社论，系统地论述了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根据。从此，“英明领袖华主席”这句话，频频出现于中国的报纸、中国的文件、中国的标语、中国人的发言。从此，“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其实是生前指定的。
很早就注意到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是在去世前不久，才匆忙确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的。
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问起的继承人问题。蒙哥马利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答道：“很清楚，是。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之后是周恩来吗？”蒙哥马利又问。
“之后的事我不管。”答道。
又说起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
不同意蒙哥马利元帅所称的“继承人”，而是采用“接班人”一词。
后来对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说起跟蒙哥马利的谈话：“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还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接班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所说是“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为接班人。屈指算来，华国锋是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而则是第一个选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七大上，以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现。那时，根本用不着为“造舆论”，用不着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因为早已是著名领袖。
在七大之后不久，1945年8月，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代理中央主席。从1945年直至“文革”爆发，近20年的时间，一直是的接班人。只是后来由于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革”打倒了他。
于是，第二回选择了作为接班人。
在1969年的九大上，以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时，也用不着“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因为从“文革”以来，就已经以的“亲密战友”的姿态出现，而且早已是著名将领、十大元帅之一。
1971年爆发的“叛国事件”，很使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选择接班人。
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为接班人。王洪文的资历当然无法跟、相比，但是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轰动全国，也不必“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
在王洪文担任中央副主席之后，很快发现，王洪文跟、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于是，重新启用邓小平，以邓小平为接班人。邓小平早已是著名领袖，根本不存在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造舆论”的问题。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这是所无法接受的。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第四次选择接班人又告失败。
局促中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于是，又面临第五次选择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