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那些日子里，胡耀邦主持起草了跟“四人帮”对着干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耀邦满怀激情写作这一重要文献。他曾对吴明瑜说，写作时“下笔如有神”！
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受批判。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四人帮”指责为邓小平的“三棵大毒草”之一。
胡耀邦在受批判时患病。他患急性胃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曾被怀疑为胃癌。然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旋风在北京猛烈刮起。胡耀邦被说成是“装病”，逐出医院。
1976年春节，北京召开万人批胡大会。姚文元嘱令《人民日报》在头版预留版面，以刊登批胡大会消息。
大会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大会开始时，有人递条子，说不认识胡耀邦，要求胡耀邦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大会主持者不知是计，要胡耀邦站起来。当胡耀邦站了起来，整个会场顿时爆发极为热烈的掌声！批胡大会开不下去了！
姚文元得知后，大骂会议的主持者连会议都不会主持。自然，批胡大会的新闻稿，也就没有上《人民日报》。
“四人帮”不甘休，仍要斗胡耀邦。胡耀邦不得不从北京到大连休养。
到了大连也不得安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在大连开展。“四人帮”在大连的爪牙得知胡耀邦来到，要开大会批判他。
医生说，胡耀邦确实有病，不能到会场接受批斗，我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但是，医生的劝告无效，胡耀邦还是被拉去批斗。
胡耀邦无法在大连休养，在受到批斗的当天下午，便坐火车离开大连，仍回北京。
当胡耀邦从大连回北京途中，到达沈阳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如果火车早点开，就可能在唐山出轨，中国就可能少了一位未来的中央总书记！当胡耀邦回到北京不久，北京便爆发了“十月革命”。如前所述，在1976年10月12日，当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时，胡耀邦就明确表示：“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中央党校成了胡耀邦的阵地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复出，比邓小平早一个多月。
胡耀邦是经华国锋“三请”，才终于复出的。
华国锋深知胡耀邦是一位具有高度理论修养和很强工作能力的领导人，恳请赋闲在家的胡耀邦出来工作。照理这是一件很容易做通的工作，没有想到华国锋“三请”胡耀邦，这才终于把胡耀邦“请”出来。
华国锋当时想请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中央党校是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也是重要的理论阵地。“文革”十年，中央党校停办十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着手恢复中央党校工作。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华国锋希望胡耀邦能够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华国锋“一请”胡耀邦，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和汪东兴前往胡耀邦家看望。据胡耀邦女儿满妹回忆，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胡耀邦婉拒了，华国锋登门无果。
华国锋“二请”胡耀邦，是在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邀请胡耀邦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仍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话。华国锋告诉胡耀邦，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耀邦去党校主持工作。胡耀邦再度谢绝了华国锋。
华国锋“三请”胡耀邦，是请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出面。1977年2月底，叶剑英约胡耀邦来北京西山自己的家中畅谈，终于说动了胡耀邦。胡耀邦又征求了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的意见，决定出任这一职务。
1977年3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一星期——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1977年3月25日，刚刚结束了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来到位于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开始主持工作。中央党校是中国的最高学府，集培养干部和理论研究于一身。这里既藏龙卧虎，又是风口浪尖。
不过，当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却因为十年浩劫而满目疮痍，不仅没有学员，教师大都在“五七干校”，连大部分校舍都被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占用。中央党校成了一座空校。
中央党校在1949年至1955年称中央马列学院，自1955年至1966年称中央高级党校，自1966年之后称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经历了大劫大难。所谓的揪“杨家将”和“林家铺子”，几乎闹翻了中央党校。
“杨家将”指的是杨献珍的部属。杨献珍在1955年4月至1961年2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来，杨献珍因“合二而一”论遭到批判，而在“文革”中杨献珍又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被打成“叛徒”。所以，凡是在工作上跟杨献珍有过较多接触的中央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列为“杨家将”，受到株连。
《林家铺子》原本是茅盾的小说，被夏衍改编成电影而广有影响。在中央党校，“林家铺子”却有着特殊的含义：林枫在1963年1月至1966年8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因与彭真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随着彭真在“文革”中被打倒，他也被打倒。于是，凡是在工作上跟林枫有较多接触的中央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归入“林家铺子”，受到株连。
自从1966年8月林枫被免去中央党校校长之职以后，在十年“文革”中央党校没有任命过新的校长。康生左右着中央党校的运动，成了中央党校的“太上皇”。康生去世后，则由纪登奎主管中央党校工作。在“文革”中，中央党校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由于康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红旗派”掌权，使中央党校成了“红旗派”的天下。
在“文革”中，中央党校不再招收正式的新学员，只办短期的读书班，教师们被送到河南省周口地区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这样，北京西北郊的中央党校成了一座空校，只留一个小小的“留守组”。
后来，中央党校大部分校舍拨给了解放军总参谋部使用，只有图书馆和几座教师宿舍尚属中央党校。
胡耀邦对于中央党校不算陌生。在1975年，胡耀邦曾被指派前往中央党校的读书班学习。当时，学的是姚文元的《论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胡耀邦居然在课堂上打起瞌睡来，公然表示蔑视。尽管胡
耀邦对张春桥、姚文元不屑一顾，却在中央党校期间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这一回，胡耀邦重回故地。他来到长满荒草的中央党校，正是百废待兴之际。可是，他却定下半年之后——1977年9月1日——无论如何要开学校的目标。
胡耀邦只带着秘书梁金泉一人前来中央党校，住进了53号楼底层。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说，除了星期天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上。
胡耀邦一到中央党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从中央党校的干部中，选择一位熟知情况的人担任秘书。
胡耀邦选中了陈维仁。
笔者在中央党校幽静的校园里，采访了后来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陈维仁。戴着一副深咖啡色镜框近视眼镜的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着与胡耀邦共事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被胡耀邦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革”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写作能力。
陈维仁原本是《人民日报》编辑、理论教育组副组长。在1954年至1955年，他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1959年，他被送往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学习期满，本来要回《人民日报》工作，却被出任中央党校校长不久的林枫选为秘书。
在“文革”中，邓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林枫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维仁也就被作为“黑秘书”受到批斗。从1969年到1974年，陈维仁在河南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度过了5年的“再教育”生活……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见胡耀邦的。在此之前，他正在保定参加“观察团”——因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保定两派的斗争仍很激烈，“观察团”受命在那里听取两派意见，向中央汇报。这样，也就延误了他去胡耀邦那里报到的时间。
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53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9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
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陈维仁对于秘书工作轻车熟路，很快就和胡耀邦相处非常融洽。后来，在1988年秋，已经离休的陈维仁在山东烟台与胡耀邦重逢，胡耀邦曾赋诗一首赠陈维仁：
碧海秋昊又相逢，
忽闻退作长寿翁。
十载辛耘莫嗟少，
栽得桃李到瀛蓬。
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而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
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
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央党校附近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对“走后门”极为反感。他曾说，中央党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学校。你要学习，请从前门进来。你要做官，这里没有“后门”！
胡耀邦还主张“走冷门”，别“走热门”。谁犯了错误，门庭冷落，倒是应该去看望；别到那些“门庭若市”的地方去凑热闹。
胡耀邦的最大嗜好是看书。一边看，一边喜欢用红笔画道道。他看《列宁选集》，连注解都很仔细地看了，画上许多道道。
胡耀邦很少出席晚会，偶尔有空，他去看历史性的电影。有一回，中央党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欢京剧，正巧，陈维仁也爱京剧。听说陈维仁有《杨门女将》的唱谱，胡耀邦向他借来，空闲时看着谱子哼几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烟很多，一天两包。后来，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书为他保管香烟，一天“定量”10支。胡耀邦常常“超额”，向梁金泉说：“超额了，那就‘超额’完成任务吧！”
陈维仁说，胡耀邦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人，他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工作做得富有起色。陈维仁又说，胡耀邦是老红军，一直保持着老红军艰苦朴素的本色。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则回忆说，胡耀邦待人宽厚。
胡耀邦曾再三说过：“我从来不整人，但是我要批评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之后，深感行政工作要有能人挑担。胡耀邦向中央要求，调冯文彬前来中央党校担任副教育长。冯文彬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干部，和胡耀邦一样经历了长征的考验。冯文彬还曾是胡耀邦的上级。
自从冯文彬来到中央党校之后，果真把行政工作抓得颇有起色。当时最为棘手的是向总参索回被占校舍。冯文彬四处奔走，他与叶剑英元帅颇熟，请求叶帅给予支持，终于使总参同意让房，校舍问题得以迅速解决。教师们也陆续调来，开始编教材。这样，中央党校的开学工作渐渐有了眉目。
胡耀邦把繁重的行政工作交给了冯文彬，便腾出手来抓中央党校的理论建设……
《理论动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文革”中，中央党校写作组“唐晓文”（“唐晓”为“党校”的谐音）曾与“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写作组）齐名，是“四人帮”手下的笔杆子。
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学员开展对“唐晓文”的批判。
1977年5月7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指出，应该把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
胡耀邦深感应该组织一套新的写作班子，开展对于理论的研究，于是找中央党校的“笔杆子”们商议组织新的写作班子。
胡耀邦约见了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后来，吴江担任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副教育长）。
吴江，小胡耀邦3岁，出生于1918年，浙江诸暨人氏。吴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红旗》杂志编委。
此外，胡耀邦还物色了吴江手下的笔杆子孙长江。这时，孙长江已经从国务院科教组调入中央党校。
由吴江、孙长江等组成了写作班子，还必须有发表的阵地。胡耀邦以为，应该在中央党校创办一个刊物。
据吴江回忆，有一回胡耀邦找他“聊天”。由于胡耀邦知道他曾在《红旗》杂志工作过，首先问起“党内笔杆子”陈伯达、胡乔木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言归正题”：
胡耀邦在仔细听了这方面的情况后，突然说：“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你看党校出个刊物如何？”“是校刊？”我问。他摇摇头：“是议论性的刊物，针对时弊，短小精悍，供党政干部阅读。”看来，胡耀邦这次聊天的落脚点是在这里，他头脑中原来正酝酿着办一个刊物。这次谈话使我察觉胡耀邦对于文字宣传和理论工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