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终于轰动全国。尽管中央没有发出要求各地参加讨论的文件，但是各地首脑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红旗》杂志保持沉默。但是，《红旗》杂志终于“后院起火”。
黑龙江爆发“红与黑”之争
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期间，197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又一篇重要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
就在这天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作了一次重要谈话。
邓小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一个好班子。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明确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邓小平还指出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争论的“根源”，是“两个凡是”。所以，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论战的关键时刻，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审定者胡耀邦以及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以有力的支持。
也就在这一天，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所载孙铭惠的报道，引起了胡耀邦的关注。
孙铭惠是新华社驻黑龙江记者，报道了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黑龙江省曾在批判极左思潮中一马当先。这一回，黑龙江省委及时注意到“真理标准讨论”。
黑龙江省为什么会讨论起“真理标准”问题呢？事情是从“文革”前17年的黑龙江省委是“黑省委”还是“红省委”引发的。
孙铭惠在报道中，写及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观点：
前不久，杨易辰同志在一次动员报告中谈到，“无产阶级**”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那时省委虽然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流。
明确这个问题，对弄清“**”以来全省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很有必要。
杨易辰的话，有许多人表示反对。
在黑龙江，为什么会爆发关于“文革”前黑龙江省委的“红与黑”之争呢？内中的原因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入黑龙江省委的领导成员，大部分都是“文革”前的黑龙江省委领导成员。这些重新进入黑龙江省委的领导成员认为，“文革”前的黑龙江省委是“红”的，应该称“原省委”。
然而，也有许多人坚持“文革”中的观点：因为在“文革”中，原黑龙江省委被“彻底打倒”，被称之为“黑省委”。当时，按照“两个凡是”，“文革”是被充分肯定的，因此，“文革”中的“黑省委”一词也就必须延续下去。
正处于“红与黑”之争的黑龙江，理所当然对“真理标准”问题产生很大的兴趣。
于是，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作出决定，组织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报刊有关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这一决定，“要求大家在学习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认真开展大讨论，彻底肃清、‘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
在全国各省市委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领先一步的是甘肃。但是，由省委作出决定，要求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报刊有关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黑龙江是第一个。
孙铭惠报道了黑龙江省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
会议开始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这为开好这次会议打下了良好基础……
大家列举了心有余悸的一些表现。这些表现归纳起来有“五怕”，即怕别人给自己扣上“反思想”、“否定‘**’”、“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这样五顶帽子。
胡耀邦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见到孙铭惠的报道，当即嘱咐给中央党校每个学员小组发一份。
新华社也注意到这篇报道，几天后改作公开电讯发出。《人民日报》于1978年8月4日发表了这一报道。
此后，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题为《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杨易辰指出，、“四人帮”种种流毒中，危害最大的是两种谬论：
一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由此任意割裂马列主义、思想，用片言只语吓唬群众；
二是鼓吹“绝对权威”和“顶峰”，并由此给反对他们的人扣上“反思想”的大帽子，不允许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四人帮”被人民打倒了，他们的这些谬论的流毒还远远未肃清。因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根本问题，就是拨、“四人帮”歪曲、篡改思想之乱，正思想体系之本。
杨易辰的这段话，很明确地把“两个凡是”列为、“四人帮”的流毒。杨易辰还指出，关于黑龙江省委的“红与黑”之争，实际上也就是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的问题，只有强调实事求是，才能求得正确的结论：
只有肯定17年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承认、“四人帮”从“**”一开始就进行干扰破坏，许多重大问题的路线是非才能分清。例如，过去我省只要谁说一句“原省委”，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复旧”、“复辟”、“翻‘**’的案”，只能违心地说“黑省委”、“旧省委”。最近，我们根据党中央对欧阳钦同志的评价，明确地肯定了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的原省委，是高举伟大旗帜的，是执行革命路线的，是红的，而不是黑的，虽然也有缺点错误，但这并不是主流而是支流。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得到了群众的欢呼和拥护，它使多年来压在党员、干部和群众身上的石头搬掉了，思想解放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路线是非等问题，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杨易辰的讲话，在中国北疆响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回应的雷声。
新疆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
一时间，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奇特现象：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应，先是在西北的甘肃，接着是中国最北的黑龙江，第三个发出回应的是西北边陲的新疆。这些省和自治区，全是边远地区。
受北京召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的影响，新疆召开了“加强理论学习会议”。据《新疆日报》1978年8月27日报道：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8月23日召开乌鲁木齐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会议，传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7月17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的精神。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劲草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就注意理论动态、加强理论学习的问题讲了话。
新疆的座谈会上，传达了北京座谈会的精神，这清楚表明是受了北京座谈会的影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韩劲草在会议上指出：
当前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带有原则意义的讨论，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实践的意义。不仅值得理论战线上的同志注意，也值得所有干部注意。
新疆的“加强理论学习问题会议”，有300多人参加。《新疆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参加会议的有乌鲁木齐地区各高等院校、干校，自治区各部、委、办、局，新疆部队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共300多人。
最令人不解的是，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的，不是北京，竟是新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辑出版的。他们收集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关文章，汇编成册，便于新疆的干部们学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加了《编者的话》。《人民日报》在1978年9月27日转载这一《编者的话》。《编者的话》指出：
搞清楚真理的标准问题，对于我们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思想体系，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好第三个战役，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总结8年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大量的现实问题，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究和解决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疆不仅在全国率先出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召开了“加强理论学习问题会议”，而且还举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据《新疆日报》1978年10月27日报道：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最近召开了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理论讨论会。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承认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关系到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还是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真高举的伟大旗帜，还是假高举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能不能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这次讨论会的规模也很大。《新疆日报》报道说：
参加这次理论讨论会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各部、委、办和各局政工部门、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地区各大专院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同志。出席自治区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分县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也参加了这次理论讨论会。有14位同志在会上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劲草同志主持了讨论会，并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新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能够跑在全国的前列，是由于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汪锋的态度鲜明。
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报道了汪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报道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在最近举行的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要求所有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澄清、“四人帮”在思想理论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的思想体系。
大论战推向全国
汪锋批判了“两个凡是”派在理论上设置重重禁区。他指出：
马列主义、思想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就是要领会和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学习它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它的思想体系，而不是拘泥于片言只语和现成的结论，用它来束缚和剪裁生动丰富的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理论上设置禁区，这本身就是违反马列主义、思想的。
辽宁批判“特殊身份论”
在甘肃、黑龙江、新疆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出回应之际，从辽宁也发出了回应的声音。
辽宁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从时间上来说，早于新疆，甚至早于黑龙江，但是《辽宁日报》在会议召开后半个月才加以报道，所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较晚。
《辽宁日报》是在1978年8月11日发表报道的。报道说：
目前，在理论战线上正在热烈开展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7月25日到7月31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各市、地、盟委宣传部负责人和专业理论工作者60多人。省委书记张树德同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异云同志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辽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特殊身份论”。
所谓“特殊身份论”，是因为辽宁有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引起的。此人是毛远新。
毛远新确实身份特殊，他是胞弟毛泽民之子。
毛远新的名字，头一回引起人们注意，是在1964年。那时，毛远新还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这年7月5日，在跟回家度暑假的毛远新谈话时，说到了教育问题。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当时，随口而谈。事后，毛远新深知这一谈话的重要性，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同意，印发了《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虽说是内部文件，却一下子便轰动了教育界。在“文革”中，红卫兵把这一《谈话纪要》刻成传单，传遍了全国。于是，人人皆知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深得看重。
毛远新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久，遇上了“文革”。他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1968年5月10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陈锡联担任主任，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兼沈阳军区政委。
从此，毛远新步入中国政界，被视为“可靠接班人”。
1971年1月，辽宁新省委建立，毛远新担任省委副书记。
毛远新在辽宁树了两个“典型”：一是把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反潮流英雄”；二是与传统“决裂”的所谓“朝阳农学院经验”（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
毛远新受到了的支持。
在病重时，毛远新被调来北京，担任的联络员。这时，中央政治局与之间，靠毛远新这位联络员联络。这时，毛远新的地位极为显要，成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枢纽。
复出的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从1975年9月起，毛远新多次向汇报：“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的成绩，很少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对于“批邓”曾出了大力，成为“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这样，1976年10月6日夜，当“四人帮”被一举扫除之际，毛远新也被拘捕。据执行拘捕任务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少将告诉笔者，他是在中南海拘捕之前，先去拘捕毛远新的。毛远新当时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命令身后的警卫一把夺下了毛远新的手枪……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辽宁开展了对毛远新的批判。不过，在报纸上，没有点毛远新的名，只是称之为“‘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
1977年7月4日，中央批转了《关于辽宁省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斗争情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