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两个凡是”成了当务之急。批判者在胡耀邦的率领下，精心选择了“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
《光明日报》终于给了“两个凡是”以沉重的一击。
人们惊呼“黑线”又重来
华国锋在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充满思想、理论和逻辑的混乱。正因为这样，也就导致全国思想、理论的混乱。
于是，导致了“大批判”中的一片混乱……
前已述及，在十一大结束不久，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所载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非要以迟群笔记本上所记的话为“依据”，才敢对“两个估计”进行批判。
这马上就引起文艺界的连锁反应。
众所周知，对于教育界“文革”前17年的否定，其实是照搬《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文艺界前17年的否定。所谓“文革”前“教育黑线专了政”，是从《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搬过来的。
此外，“文革”中批判的所谓“新闻黑线”、“出版黑线”、“公检法黑线”、“科技黑线”、“体育黑线”、“卫生黑线”、“工交黑线”，等等，也都照搬《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既然批判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当然也应“挖老根”——批判《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有这么一段著名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切所谓“黑线专政”，皆源于此：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引者注：所谓“离经叛道”论加上前面提及的“写真实”论等七论，后来被称为“黑八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基于《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这才兴起。这场“社会主义**”，后来改称“无产阶级**”。虽说后来“无产阶级**”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谓“文革”，就是从《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历史已经表明，所谓“无产阶级**”，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也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这“文艺黑线专政论”，后来从文艺扩大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以至公安部门，造成打击面越来越广。
批判教育界的“两个估计”，还算好办：第一，对“两个估计”只是画了一个圈，即所谓“圈阅”——虽说在“两个凡是”者们看来，即便是“圈阅”也不能碰；第二，最重要的是，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了谈话的记录，足以否定
“两个估计”。
《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却大不相同。在“两个凡是”派看来，《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可是连碰都碰不得的！
这是因为曾把《纪要》送审阅。颇为重视，亲自作了11处改动。
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亲笔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在“文革”中，的这段话是用黑体字印在报刊上，是广为人知的“最高指示”。也就是说，“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定的“铁案”，万万翻不得！
当《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时，中央对《纪要》还写了这样的评语：
这次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
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倒台了，倒台了，可是《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还是不能批判。“两个凡是”派把《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划为“禁区”！
内中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三次亲自修改”的，是万万批不得的。何况，要否定《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再也找不到“迟群”或者什么“早群”的笔记本，找不到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被压制”了的“指示”！
可是，既然教育领域在“文革”前17年的成绩是主要的，难道文艺领域不是这样？广大文艺界人士理所当然要求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回忆，在《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之后，就有人来《人民日报》，要求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也“烧一烧”。
《人民日报》决定“烧一烧”那“文艺黑线专政论”，约请十几位作家来报社开座谈会。
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刚见报，《人民日报》就受到来自“上面”的严厉批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经过三次亲自修改的，怎么可以批判？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送中央审查？”
就在这时，《光明日报》也以《打好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为题，报道了文艺界人士的意见。《光明日报》不得不加了这样令人苦笑的“编者按”：
十七年的文艺战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过相当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总的来说占主导地位的是的革命文艺路线……
《光明日报》这一“编者按”，可以说是精心构思的。
乍一看，编者似乎也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因为编者以为“文革”前17年“总的来说占主导地位的是的革命文艺路线”，不是“文艺黑线专政”，也就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可是，编者却以为“文艺黑线”是确确实实有的，“这就是
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光明日报》这一“编者按”，为的是在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时，也能“顺其潮流”，然而却又能够为开脱辩解，表明没有错！《光明日报》这一编者按一发表，在文艺界引起强烈不满。人们惊呼，“黑线”又重来！
其实，《光明日报》这一“编者按”，跟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一样，充满思想、理论和逻辑的混乱，内中的根子是“两个凡是”。《光明日报》的编者既要批判“黑线专政论”，却又承认“黑线是有的”，如此遮遮掩掩，无非因为“黑线”那是说过的，亲笔加在《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中……
“上面”居然对《人民日报》作了这样的指示：“正在批教育黑线，又批文艺黑线，不能全面开花！”于是，《人民日报》只得“遵命”：批“教育黑线”的文章可以天天登，而批“文艺黑线”的文章只能两天登一次！
此后不久，1978年第1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题为《一场捍卫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这篇文章名为批判“黑线专政论”，却把“黑线”的“问题”写了一大堆：
十七年中，文艺战线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地对文艺战线进行干扰和破坏。但是，十七年的文艺历史，是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文艺战胜资产阶级文艺的历史……建国以来，在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每次都严重打击了资产阶级，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在1963年和1964年对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严厉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工作的干扰破坏……
因此，戴着“两个凡是”的沉重镣铐批判“四人帮”，只能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拔的境地，无法分清是非，辨不明曲直。
从批判关于教育界的“两个估计”，到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只是打了批判“两个凡是”的外围战。
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也逐渐从外围向核心推进……
聂荣臻和陈云强调实事求是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变得异常尖锐。
在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常委之中，明显地分为两派，即华国锋、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为一派。
华国锋、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当时的海外报刊称之为“凡是派”；邓小平等批判“两个凡是”，当时海外报刊称之为“务实派”。
中央的领导之所以明显分为两派，这分歧产生于如何看待，如何看待思想。
毕竟是中国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76年去世长达41年的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思想，则被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是从七大起便载入中国党章的。
两派的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本身的错综复杂，在于如何看待思想这一问题上的错综复杂。
说本身的错综复杂，是因为：一方面，如同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所言：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另一方面，又如邓小平所言：
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还曾具体地指出，的晚年错误，是“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也就是从发动“反右派运动”开始的。邓小平非常精辟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邓小平又给思想下了这么一个非同一般的定义：
思想是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照邓小平这样说，一生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正确的部分，是思想；而错误的部分，则不能算入思想范畴。特别是晚年“左”的严重错误，
不是思想。所以，邓小平和“两个凡是”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两个凡是”派把所有的话，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论是完整的还是片言只语，全都算是思想，全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邓小平则把的话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正确的归入思想，而错误的不算是思想。
当然，说穿了“两个凡是”派们也不是完完全全执行的每一句话、每一项指示。前已述及，华国锋下令修建“纪念堂”、保存遗体，就是明显违背了生前所写下的关于火葬的话。华国锋是出于树立自己“忠实继承人”这一形象的目的，下令兴建“纪念堂”的。所以，“两个凡是”派实际上是拿作为旗帜，推行自己的一整套“左”的路线。诚如邓小平后来一针见血地所指出的那样：
“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也就是说，“两个凡是”派并不是什么都按的指示去办。“两个凡是”派的本质，“就是按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邓小平跟“两个凡是”派们的斗争，经历了三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是邓小平最初所正面强调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邓小平的言外之意就是说，那些不“完整”、不“准确”的的话，不属于“思想”。所以，不是所有的话，都要执行。所以，不能搞“两个凡是”。
紧接着，作为第二个回合，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而“两个凡是”则正好相反，一切从本本出发。
第三个回合，则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的话，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凡是符合实践的，则是正确的，属于思想；凡是不符合实践的，即便是亲笔写下来的，那也是错误的，不属于思想。
在十一大之后，邓小平等跟“两个凡是”派的斗争，进入第二回合。
“实事求是”，一时间成了中国报刊上的“高频词”。
1977年9月5日，聂荣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强调了实事求是精神：
《实践论》《矛盾论》所阐明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思想，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也是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第一性的，实际生活、现实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到底，只能从实际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经验的检验。《矛盾论》讲的是客观世界的矛盾及其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的思想要符合客观世界，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反映客观存在的矛盾。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变化，我们的思想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矛盾的变化；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在聂荣臻的文章发表不久，多年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陈云，也写了文章，
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陈云明确地支持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