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常务工作。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来到长沙。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前来长沙。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8月25日，在武昌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
任务。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在长沙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湖
南省另一负责人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之命赶来长沙。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后，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正在与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后来，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后来，人们才明白，的这几次谈话，叫做“吹风”，又叫“打招呼”。这几次谈话以及他在武汉、南昌的谈话，后来整理成《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的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
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的“天才论”。
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的这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的“亲密战友”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现了自己对于的忠诚：带领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逝，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Www◆тTkan◆C○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中，谢富治追随、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死于北京，公安部部长空缺。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是被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叛逃身亡之后，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
1972年9月7日，从上海调来王洪文；
1971年2月，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
另外，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五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在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
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先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早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集团的主将之一。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
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