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夜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北京玉泉山夤夜开会，一致推举华国锋为中央主席，使中央“群龙有首”。尽管中央对粉碎“四人帮”严格保密，但是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却“泄露”了这一重大机密……
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
1976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本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还有许多“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建议在他的住处──北京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马上得到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赞同。紧急关头的紧急会议在叶剑英住处召开，这也充分显示了叶剑英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在1971年9月13日“折戟沉沙”之后，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剑英深知北京城里麻烦多多，便把北京市郊的玉泉山9号楼拨给叶剑英。
其实，叶剑英在北京有三个住处：他在城里住在中南海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号。在中国的命运急转弯的年月，叶剑英住在北京西山15号楼。此外，又有玉泉山的9号楼。
“四人帮”很快就发觉叶剑英在西山的动向可疑，在去世后，王洪文使出球场上的“盯人”战术，也搬到西山来。王洪文住在离叶剑英的15号楼不过几十公尺的25号楼。25号楼的地势比15号楼高，所以对15号楼的动向可以进行监视。
可是，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突然从北京西山消失，搬进玉泉山9号楼，甩掉了盯梢的王洪文……
叶剑英和华国锋在拘捕“四人帮”之后，乘着红旗牌大轿车直奔玉泉山。
汪东兴留在中南海，忙着给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一打电话，要他们务必在夜11时之前赶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在半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地点又是那么远，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无不感到惊讶。但是，谁都熟悉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所以，由汪东兴出面通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夤夜上玉泉山。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陆续到达玉泉山9号楼，在大厅等候。这时，叶剑英正在与华国锋谈话。
2002年，当年担任中央保密局局长的周启才回忆说：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9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我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夜11时，叶剑英拉着华国锋的手，来到大厅。
一次不平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按照叶剑英事先和华国锋的商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作主旨讲话。华国锋的主旨讲话，后来在1976年10月18日作为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华国锋先是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引起极大的震动。带头鼓掌，顿时使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活跃起来。
接着，华国锋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强调，主席在生前就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这次拘捕“四人帮”完全是实现主席的遗愿。
依据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华国锋讲话的原文如下：
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当时在座的同志大都亲耳听到了。主席说：“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难改呢。”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也算是上海帮呢。”
还多次讲过：“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继续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出面，给写信。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不听告诫，竟然托人向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针见血地指出：“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0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叶剑英除了跟华国锋一样，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强调了华国锋是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叶剑英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借重于的崇高威望才能使众人信服。
叶剑英说道：
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对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是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作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央主席。
华国锋提出要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叶剑英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对此，华国锋曾经回忆说：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在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976年10月6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日清早6时，可谓是“通宵达旦”。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决议的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为了向全党下达这一决议，中央于10月7日又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现将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这次通宵达旦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于粉碎“四人帮”有了一致拥护的共识，而且也结束了去世后的“群龙无首”的局面。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
就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这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一边和华国锋安排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征得华国锋的同意，急急派出两位可靠的重要干部执行特殊的任务──马上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那时，中国的新闻传媒紧紧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划粉碎“四人帮”的时候，
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着棋──派谁从姚文元手中夺取舆论工具。
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1984年6月，耿飚曾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约见他的情形：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和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结果，第二天下午（引者注：应为晚上），华就打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便给耿飚打了电话，命令他火速赶往中南海怀仁堂。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刚刚抓了“四人帮”，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