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毫无商量的余地，他说了一连串颇为严厉的话：“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妇，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翻了这期《中国青年》的大概内容，没详细看，还以为是清样，不知道已经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要我审查了。今天把口径统一一下。你们已经发出4.1万份，发都发了，怎么叫我审查？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的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
“我现在分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见！出版《中国青年》是很重要的事情，涉及全国，发行200多万份，涉及面是比较大的，出版就要考虑得周到点。《中国妇女》的出版是经过我批准同意了的。《中国青年》送来了，我下午就打电话，我并不慢啊。叫你们考虑一下，结果考虑出这么大的风波。
“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们《中国青年》社捅这个情况，离开了团的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中央。”
最后，汪东兴说：“历史上有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的，一事无成，会碰得头破血流。”
汪东兴既然把话说得那么严重，而他又是代表“党的领导”，中国青年杂志社不能不照办。
他们终于删去了复刊号上有关韩志雄的报道，删去了“童怀周”的《革命诗抄》，补上华国锋的题词，补上的照片和诗词三首，重新印刷，重新出版，并把已经发出的4万多份尽量收回。
这样，总算了结了“《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事件”终于平反
“《中国青年》复刊风波”清楚表明，为“事件”平反遇到的阻力是多么巨大！
这一回，在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又一次提出了要为“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声势。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
这股强大的力量，向着华国锋筑起的“不许平反”的堤坝发起了总冲击。
说实在的，华国锋坚持“事件”不能平反，他打的是“两个凡是”的挡箭牌——“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伟大领袖定的”。实际上，“事件”与华国锋本人休戚相关。
在“事件”的紧急关头，华国锋在1976年4月4日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
吴德则说：
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天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
正是由于1976年的“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也正是由于1976年的“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华国锋取而代之，先是担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
所以，对于华国锋的政治生涯来说，“事件”是重大的转折点。
所以，华国锋死死守住“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道防线。华国锋深知，一旦这道防线被突破，将直接动摇他的政治根基。
然而，为1976年的“事件”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华国锋仍然坚持不为“事件”平反，这也将会动摇他的领袖地位。
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事件”平反。
这样，在陈云发言后，隔了一天，即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市委郑重宣布：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1976年清明节的广场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委的决定。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大秀才”胡乔木，反反复复捉摸着北京市委决定，觉得“广大群众到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句话说得不明确。到底是“大秀才”，咬文嚼字，以为仅仅说“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是留了很大余地的。因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还用说吗？内中最为关键的是“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北京市委并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胡乔木，从1941年起便担任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人称“中央一支笔”，中央许多文件以及《人民日报》许多社论便出自这支笔下。不过，在十一大上，胡乔木竟然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所以他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
胡乔木是江苏盐城人，与那位“外交才子”乔冠华同乡，人称“盐城二乔”。胡乔木生于1912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1930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193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
深刻地影响了胡乔木一生的事，是1941年起担任的秘书。从此，他一直生活在高层核心圈之中。
作为“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在1945年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在1954年，参与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胡乔木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自1961年起，胡乔木因患神经衰弱症，长期休养。在“文革”中受冲击后，闭门不出。直至邓小平复出后，于1975年重新起用胡乔木，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曾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
不久，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打成“大毒草”，胡乔木也受到“批判”，再度闭门不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乔木毕竟多年在身边工作，晚年的“左”的思想也曾给了胡乔木以深刻的影响。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走过了一段思索的路。他最初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赞同。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初，也未曾听见他的声音。
但是，随着对“四人帮”批判的深入，对“左”的批判的深入，胡乔木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坚决加入了批判“两个凡是”的行列。
胡乔木有着多年研究马列主义的阅历，有着较高的理论水平。这“中央一支笔”的加入，使批判“两个凡是”多了一员猛将。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11月13日，胡乔木放“炮”了。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批评了华国锋。
胡乔木指出，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所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新形势的需要”，这是不妥的。
胡乔木发言说：
把工作的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因此，这次的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
就在胡乔木非常仔细捉摸北京市委为“事件”所作的平反决定的字句时，很快地他就注意到，《人民日报》在11月16日在头版头条刊登北京市委的决定，加上了这样鲜明的标题：《“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胡乔木指着这一标题说，这下子把话说明白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就北京市委决定为“事件”平反一事，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紧接着，《人民日报》在11月21日、22日连载了《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长篇报道《“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人民日报》还把这篇报道赶印成小册子，印了20万册。
这篇报道一开头，便这么写道：
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事件”昭雪平反了！
“事件”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政治事件”，而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是人民的结论。真理战胜了邪恶，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是坚持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社曾经被“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成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工具。“事件”前后，“四人帮”及其心腹利用《人民日报》搞了许多假情况，造了许多谣言，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对导致广场流血事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在（1976年）4月8日抛出的题为《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歪曲事实，诬蔑群众，陷害邓小平副主席，其后又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大罪。《人民日报》广大职工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揭发了他们在“事件”中犯下的大量罪行。现在，“事件”平反了，《人民日报》职工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同时也深感有责任把颠倒的“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
报道在结尾处，高度评价了1976年的“事件”：
“事件”被人们誉为伟大的“四五运动”。它以鲜明的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是“四人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只有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经过“事件”，化为气壮山河的巨画，深深地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谁是“事件”的组织者？人民。谁是“事件”的指挥者？人民。百万人民群众表现了这样高的政治觉悟、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在广场演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史剧，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它极其深刻地说明，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四五运动”虽然遭到“四人帮”的镇压，但是真理的火种已经撒遍神州大地。人民觉醒了，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斗争的才干，增强了胜利的信心。4月的斗争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为华主席领导的10月的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亿万觉醒了的人民。“四五运动”革命精神光照千秋，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前进！
在“事件”得以平反之后，李冬民也获释。李冬民经考试进入北京市社会科学所工作。后来，他自己创办了民办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
另外，从11月14日至10日，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委也陆续对同类事件作了类似的处理。
为彭德怀平反的艰难历程
在陈云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平反的历史事件中，最为艰难的是“事件”和彭德怀问题。这是因为这两大事件的背后，涉及了更为重大的历史问题。
为“事件”平反经历了千辛万苦，因为“事件”直接涉及为邓小平彻底平反，涉及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彻底平反。
为彭德怀平反，也经历了千辛万苦，因为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是要否定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了否定“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从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序幕的。姚文元批海瑞，而海瑞便是彭德怀！曾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了一段“名言”：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所以，一旦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意味着“文革”的“开场锣鼓”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意味着“文革”必须彻底否定。正因为这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在陈云呼吁为彭德怀平反之后，依然阻力重重。
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红旗》杂志编辑部居然还约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文章，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
这篇文章不仅批判彭德怀，而且还特别“针对现实”，引用了的话：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在作者向《红旗》杂志交稿时，正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后的第12天！这篇文章呼吁“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不言而喻，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冲着陈云来的，是冲着胡耀邦来的。
胡耀邦面对“两个凡是”派们，曾引用了在1965年对彭德怀说的三句话，加以反驳。那是彭德怀在1965年即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时，约见彭德怀时，曾对他说过的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作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胡耀邦说，这三句话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回忆的，是彭德怀生前对浦安修讲的。我相信同志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老人家在经过一个时期后总要回过头来想一些问题。
胡耀邦借此言，说道：“现在，是该由历史给彭德怀同志做结论了——历史已经证明，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
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谈及中央工作会议时，这么说起为彭德怀平反的曲折经过：
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共有十几个。比如解决了彭老总问题、陶铸同志问题。
我们不搞什么繁琐哲学。开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向我建议，说你那个组织部，彭老总要平反，开一个追悼会吧。我说，好，请你们写一个悼词。他们愿意写，七八天把悼词写出来了。写的当中不敢提高，改来改去评价都比较低。
怎么办？后来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写上彭老总是红三军团的创立者。
把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思想还要解放。他说我来改，作了“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样公正的评价。
彭德怀悼词的起草者，便是当时担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姚远方告诉笔者，他参加起草过许多军内领导人的悼词，改来改去改得最多的，便是彭德怀的悼词。
正因为姚远方这“军内一支笔”，起草了军内许多重要文件，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陈云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之后，起草彭德怀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他头上。
姚远方说，彭德怀的悼词很难写，因为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应该把彭德怀的“缺点”写进悼词！因为这些人总觉得当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是对的，批判《海瑞罢官》是对的，所以应该在悼词中写写彭德怀的“缺点”才行。
这使姚远方感到很为难。姚远方说，他写过那么多悼词，从来没听说要在悼词中写“缺点”的！姚远方拒绝了在彭德怀的悼词中写“缺点”。
接着，遇到的麻烦是关于彭德怀的评价。当时有人总认为不能给彭德怀以很高的评价。其实，这也反映出这些人不甘为彭德怀平反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