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汪东兴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其实，他的资历颇深，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在身边工作，多年负责的机要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东兴的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迁：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鸿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也就在这一天，从1949年10月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就担任主任的杨尚昆，被撤除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原本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接替了他。从此，汪东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达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东兴在1977年曾说，现在了解“**”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东兴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高层内幕，尤其是“文革”内情。
二是在1969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汪东兴进入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圈。三是在1973年8月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的政治地位益发显得重要……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奉命到达。
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
然后，汪东兴向他们下达了在当天晚上拘捕以及毛远新的命令。
张耀祠和武健华圆满地执行了汪东兴的命令，在当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遗孀”以及的侄子毛远新。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8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如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住处。
在“文革”中，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病重期间及去世后，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
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朝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她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往日，他总称之为‘同志’，这一回忽地没有了‘同志’两字，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时，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吩咐的司机备车，把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毫无戏剧性！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晚以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使前来开会的的同伙、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落网。
姚文元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据告要讨论的是出版《选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来到怀仁堂时，也被拘捕。
这样，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这‘中央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依据张耀祠所说，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
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的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拘江”
在1985年6月，汪东兴则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起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的行动方案是如何制定的：
这件事是10月4日下午决定的，晚上我找华国锋谈了，他表示同意。我们就按事先设想的行动方案办，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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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如何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汪东兴在1984年6月15日的谈话中，只是这样笼统地说道：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以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为主进行的。我只做了一点具体工作。主要是华、叶当时决心下得透，也很果断。
这就是说，作出在1976年10月6日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决定的是三个人，即：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笔者采访过叶剑英侄子、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的叶选基。
叶选基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作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叶剑英又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叶选基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华国锋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华国锋的参加，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手握军权。没有叶帅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回忆，叶剑英曾说：“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汪东兴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者缺一不可。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笔者还曾与《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交谈。纪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采访过叶剑英。纪希晨后来在《十月春雷》中这样写及华国锋、汪东兴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与叶剑英密谈的情形：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们这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执行的遗志。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早就有交代。”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命运的决战，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10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漏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华国锋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然而在三人之中，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抓捕“四人帮”呢？最初，很多人以为，第一个提出抓捕“四人帮”的是叶剑英。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是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
按照《叶剑英传略》的说法，是叶剑英“多次试探（华国锋），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叶剑英固然在粉碎“四人帮”这一扭转乾坤的历史事件中有着巨大贡献，但是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帮”的是华国锋。
在病重期间，华国锋已经对“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去世的，华国锋在9月11日就开始部署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他的第一步，就是密访，托带口信给叶剑英……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笔者很想听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从1991年5月笔者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华国锋，请他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直至2006年5月12日，笔者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
在200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我读到张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这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