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的科学家集结在北京的科学会堂，他们纷纷以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事例，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科学家们指出：
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问，科学不承认任何偶像，而要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检验。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
科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专业语言和科学史上的名人名言名事名例，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在冲破中世纪的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羁绊中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利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正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时常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上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是在太阳上。”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塞罗是这样说的，或者，这就是柏拉图的道德学说，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论’。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而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人们的绝妙写照吗！
科学家们不光是参加讨论会，还拿起笔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从科学史的角度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说科学家们逊称自己只是“敲边鼓”罢了，但是科学家们的加入，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声势更为壮大。
高层的不同表态
报纸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日趋热烈，高层领导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也日见明显。
也就在7月，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到山东视察，在济南跟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谈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说了三句分量很重的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砍旗”之意，前已述明，即“砍思想伟大红旗”。“丢刀子”则取义于的话。曾批评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把列宁这把“刀子”丢了。汪东兴所说的“丢刀子”，也就是“丢掉”之意。
汪东兴还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引者注：指“文革”前的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不宣传‘**’。‘**’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另一位中央副主席，则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发表了与汪东兴相反的意见。
国务院的“务虚会”从1978年7月6日开始，陆续开到9月9日结束。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议开始时，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支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中央主席华国锋又一次跟各地打招呼，要求各地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贯彻执行了华国锋的指示。
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7月21日找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邓小平跟张平化谈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严肃地向张平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张平化不以为然。此后，8月初，张平化去了东北。
对于这位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到来，东北三省省委自然都很希望他能够谈谈“热点问题”——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张平化在黑龙江、在辽宁，一字不提这一讨论。在吉林，张平化终于谈到了这一问题，然而他语出惊人：“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恶毒攻击……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是我们党的缔造者。”
他说，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当做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是宗教信仰，把他当做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
张平化还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只讲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张平化的言外之意，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只讲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语录。张平化说，还是学《实践论》吧，这是最好的教材。
最后，张平化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概括道：“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现在宣传华主席。”
邓力群的报告吸引上千听众
就在高层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见分歧日见明显的时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却日益热烈。
1978年7月17日上午，上千人涌向北京的中央歌剧院礼堂。
这么多人去看歌剧？歌剧一般在晚间上演，极少在上午演出，更何况在那时，中国歌剧尚处于“苏醒”阶段，几乎没有什么歌剧上演。冷落多年的中央歌剧院礼堂忽地爆满，人们为的是去听一个不平常的报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
报告人名曰邓力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那是因为自7月17日至7月24日，在北京并不起眼的朝阳区委党校，举行了一
个热烈而重要的讨论会。
这个讨论会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会议是这样进行讨论的：
讨论会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紧紧围绕着真理的标准问题和当前讨论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检验真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样一个标准，而不允许还有别的标准。反对实践这个标准，妄图另立什么标准，这是、“四人帮”从根本上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造成的流毒没有肃清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指南，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有坚持与这种社会思潮作斗争，才能解决科学地对待马列主义、思想的问题，才能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伟大红旗。
会议的出席者不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邀请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会议的正式出席者为160多人。但是，会议的开幕式却不得不改在中央歌剧院礼堂举行，因为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要在开幕式上讲话，许多并非会议的正式代表闻风而来，要求听取这一讲话……人们蜂拥而至，就连中央歌剧院的礼堂的过道里都站满了。这充分表明，人们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是何等的关注。
邢贲思记得，范若愚、逄先知等，也都很兴奋地去出席了会议。
报告人邓力群，乃湖南省桂东县人氏，生于1915年。他在21岁时加入中国，先后担任过北平学联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马列学院教育处长，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政研室主任，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此后他的重要任命是担任政治秘书多年，《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邓力群在“文革”中，随着的下台而受到批判，后来又随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担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在1975年8月，他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而主持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被打成“大毒草”，邓力群再次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力群再度复出，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时的院长为胡乔木。
邓力群对于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是非常了解的。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那番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谈话，就是跟王震、邓力群谈的。
正因为这样，邓力群出来作报告，听众踊跃。
邓力群的口才也不差，所以他的报告颇受欢迎。邓力群在讲话中，先是引用了邓小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