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指出，一定要按照中央的决策，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坚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人民日报》这篇评论员文章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胡乔木主持下起草的，发表前曾送邓小平审阅。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曾这样指出：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
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邓小平的谈话清楚表明，《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是经过他审阅的。
另外，这篇文章也曾送当时主管经济的中央副主席审阅。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如前所述，是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
汪东兴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显然，他把邓小平、、胡耀邦视为另一个“中央”了！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紧接着，1978年5月18日上午，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1966年“文革”之初，当陶铸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时，熊复曾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就被打倒。1975年，熊复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1978年，熊复在主席著作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到《红旗》杂志编辑部上任。
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据王殊告诉笔者，他长期担任驻外大使，就连“文革”期间也只回国一年多，所以他对国内的情况很不熟悉，而《红旗》杂志又是中央理论刊物，担负着指导全党理论工作的重任，他深感力不从心。
正因为王殊对国内情况不熟悉，所以他最初对那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两个凡是”，并没有迅速看出方向性的错误。接着，对于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综复杂的斗争，他也没有像杨西光、胡绩伟、华楠这三报负责人以及新华社社长曾涛那样旗帜鲜明。
王殊认为，自己不适宜于再当《红旗》杂志总编辑。于是，他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了信，要求回到外交界工作。但是，华国锋没有同意。这可能由于华国锋注意到王殊对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态度，跟杨西光等有所不同。华国锋当然不希望《红旗》杂志也批“两个凡是”。
王殊却是真心诚意希望离开宣传部门，所以不得不又给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写了同样内容的信。
邓小平倒是爽快地同意了王殊的请求。这样，王殊调离《红旗》杂志，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殊的继任者熊复，是中国新闻界资深的“老人”。
汪东兴召集他们开会，为的是就熊复接替王殊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谈一些意见。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接着，汪东兴说道：“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的。（我们）要捍卫思想。”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既然汪东兴要张平化“把关”，当天下午，张平化便急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8年4月22日起在北京召开。开幕这天，主管科学、教育的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开了20多天，在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就在这时，张平化紧急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想趁他们回去之前，就“真理标准”的宣传问题跟他们打个招呼，把汪东兴的意见转告他们。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张平化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要用“鼻子嗅一嗅”。汪东兴和张平化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批评，很快就传开来了。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这天，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接替王殊，出任《红旗》杂志第三任总编辑。
熊复笔名傅容、茹纯。1915年，熊复生于四川邻水，四川大学肄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1938年熊复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此后，在重庆出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新华日报》是当时唯一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报纸，具有广泛的影响。
1949年后，熊复历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文革”开始后，吴冷西被撤去新华社社长之职，熊复于1966年7月受命接替吴冷西，出任新华社社长。但是，他只短暂地担任了半年新华社社长，便被“文革”狂潮卷入水底。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重新恢复中央宣传部时，熊复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从1978年5月中旬起，熊复在《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个岗位上工作了9年多，直至1987年8月卸任。
熊复在他到任后的“施政演说”中，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熊复也谈到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思想，捍卫思想，同各种离开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思想的倾向。”
熊复所说的“理论问题要慎重”，是汪东兴已经几次强调了的话题。
其实，不光是汪东兴这样强调，华国锋也指示说，“《红旗》杂志不要表态”。
《红旗》杂志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一刊”，是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举足轻重。熊复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保持沉默，不表态……
后来，熊复曾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坦言：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到11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有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当时，自己为什么会忠实地执行这种“禁令”呢？自己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呢？究其因，第一是“**”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就带有个人迷信性质，也就是有所谓“凡是”思想。尽管“**”中自己受到很大冲击，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是相信的话，对“**”叫做“三七开”、“三个正确对待”。这些都是从对他老人家的个人迷信中来的。第二是自己长期脱离实际。在“**”中，自己接受审查，整整9年靠边站，又是住“牛棚”，又是下放“五七干校”，边受劳动改造，边受群众专政，同一切社会关系都断绝了往来。1975年7月，经邓小平同志向推荐，让我参加了《选集》的编辑工作，自己又一头埋进了这项工作。第五卷出版后，又整天埋头于第六卷、第七卷的准备工作。在这几年里可以说是不问世事。第三是有奴隶主义思想。几十年里，在中央机关做文字工作，写什么和怎样写，总是执行领导意图，按领导要求去做。尽管也爱提意见，爱出主意，有时还爱争论，最终还是执行，这已成为习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到5月19日，不过短短8天时间，却已经在高层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华国锋和汪东兴、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从1978年4月27日开始的，一直开到6月6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会议开始时，由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
会议期间，便曾发生了“用词之争”。
这是因为韦国清的报告标题用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改呢？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也就是跟华国锋的口径——保持一致。
这些人认为：“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也就是说，不仅要对搞“两个凡是”，而且要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
另外，还对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提出疑义，理由是“没有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