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没有陈云。
陈云给人们的印象是“长期生病”。其实，从1962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不点名的批判之后，便长期称病不出。
说有病，陈云是有那么点病。在“左”星高照的那些日子里，陈云无法出来工作，也就称病不出了。
其实，陈云的头脑是很清醒的。正因为这样，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提出为邓小平平反，为“事件”平反。
十一大刚刚结束，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逝世一周年》一文。
陈云指出：
在这里，我想特别讲讲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陈云在文章中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说假话，做假案，耍反革命两面派，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行疯狂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当做法宝来到处压人、害人、害党、害国。他们严重地破坏了长期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们不但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公然为他们搞的一套主观唯心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他们大搞什么“经验主义为纲”，实际上就是否认作为认识基础的实践经验，否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原则，否定的《实践论》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姚文元竟说什么“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他们的御用工具宣扬，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都是决定性的……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是在宣扬一种意志决定一切，权力决定一切的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
陈云的这篇文章，是邓力群负责起草，郑惠执笔的。在起草过程中，多次与陈云交换意见，最后由陈云审定，交《人民日报》发表。据邓力群回忆，文章发表前，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交中央宣传口审查。负责审查的是王揖。王揖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发现，陈云这篇文章的许多提法，与华国锋的说法不同。王揖说，文章必须与华国锋的说法一致，在当时叫做“对表”。陈云说道，如果都要与华国锋讲过的一样才能发表，那就不要写文章了，也不要发消息了，天天登华国锋的文章不就行了吗？看到陈云的态度如此强硬，王揖也就被“顶”回去了。陈云的文章，也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后来，胡乔木在全国宣传部部长会议上这么说：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前就提出反对“两个凡是”，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的开端。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比把“四人帮”几个头头抓起来要困难得多。
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政治空气。陈云同志要发表一篇文章，大概是为了纪念同志逝世一周年，那时宣传部一位同志，也是好同志，他把陈云同志文章中凡是跟华国锋同志的提法或当时中央文件的提法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统统改成一样，表示要跟那时的文件、讲话的提法完全一致，哪怕两个词是同义词，只是字面上不同也不行。后来陈云同志说，他们要这样搞，我的文章就不发表了（邓力群：陈云同志当时说，用不着他写文章了，你们把那些文件天天照登就行了）。我们想一想，当时党内的情况是这么一种空气。这还是中央，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小平同志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指出“两个凡是”是讲不通的，同志从来没这样讲过，马恩列斯也从来没这样讲过，如果这样讲，那么我就不能出来工作，因为同志已经宣布我犯了什么什么滔天大罪了，我怎么能出来工作呢？而且对“事件”，在当时一个文件里讲，这样的悼念活动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话也不能讲，因为事件发生后党中央作的决议，同志圈阅了的，说“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所以，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
当时小平同志还处在一种半合法的地位，等着别人来解放，他并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面提出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尽管当时还没有条件讲否定“**”这样的话。
除了聂荣臻、陈云之外，也就在那些日子里，1977年9月19日，徐向前元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
文章指出，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首要的是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决不能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恢复和发扬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思想，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分清路线是非的能力。
此后不久，197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彭、罗、陆、杨”的那个“罗”——罗瑞卿——的文章《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罗瑞卿自“文革”以来多年未曾露面。罗瑞卿的文章，虽然回忆的是长征，针对的却是当前。罗瑞卿以长征往事告诫人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能用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不能把它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言而喻，罗瑞卿的文章是以史鉴今。
所以，从1977年9月5日起，9月19日、9月28日、10月9日，短短一个来月，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罗瑞卿四位元老级的人物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纷纷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了“两个凡是”。
胡耀邦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就在陈云文章发表后的第10天——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注意的重要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这篇文章指出，就党的干部队伍来说是好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要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而不能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
这篇文章选择了“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作为突破口，是因为在“文革”中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实在太多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人们强烈地要求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
正因为这样，这篇文章一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震惊了高层：在短短一个多月中，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飞向人民日报社，表示对文章的坚决支持和拥护。
可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激烈地反对此文，宣称：“这是一株大毒草！”
这篇重要文章，前前后后修改了17次，才公开发表。
主持这篇文章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的，是在4年后——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取代华国锋而担任中央主席的重要人物。
他，便是胡耀邦。
胡耀邦，中国共青团著名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之一。胡耀邦年长华国锋6岁。湖南有一首由唐壁光作曲、歌颂的著名民歌叫做《浏阳河》，唱的是“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便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胡耀邦跟王震同乡。胡耀邦家在浏阳北乡，王震家在浏阳南乡。
14岁时，胡耀邦便加入了中国青年团。
1933年，18岁的他转为中国党员。
这与华国锋很相似，华国锋是在17岁时加入中国的。
19岁时，胡耀邦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贵州省遵义城北的娄山关，是居高临下的兵家必争之地。曾写下《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内中“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雄关”，指的就是娄山关。在娄山关战斗中，“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胡耀邦曾在这惨烈的战场上负伤，那弹片后来一直留在他的身上。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胡耀邦先后担任少共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
从此，胡耀邦跟“少共”——也就是后来的共青团——工作结缘。
此后，他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和第3纵队政治委员、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49年底，胡耀邦进军大西南，担任四川省的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邓小平的家乡广安县便在川北。
从1952年起，胡耀邦长期担任中国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在1962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曾“带职下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到湖南来，因为他是湖南人。
值得提到的是，这时华国锋也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自1961年起，华国锋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以便能够直接过问湘潭方方面面的工作。1961年5月，华国锋甚至把家从长沙搬到湘潭，足见他对家乡的重视。
然而，到了1962年11月，原本华国锋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变成了兼任湘潭地委第二书记。谁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呢？胡耀邦！当时胡耀邦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工作重点放在湘潭。
华国锋与胡耀邦在湘潭共事近两年。所以，胡耀邦和华国锋很熟悉。
自1964年底起，胡耀邦调离湖南，兼任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在“文革”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三反分子”。
据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告诉笔者，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当时，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交往。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学习三部曲”：在“文革”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革”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
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1967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就说明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革”。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人人成为理论家’6亿中国人成为6亿个马克思，写出6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9点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
亲的屋里亮着台灯，发出一阵阵大笑声。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革”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正是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正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来了慰藉。
1973年，邓小平复出，随即起用胡耀邦。1975年7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负责人。
胡耀邦成了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胡耀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1975年9月写出了著名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
胡耀邦跟邓小平有着颇深的历史渊源：1937年，胡耀邦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邓小平到那里讲过课，所以人们称邓小平和胡耀邦是“师生关系”。
1949年底，胡耀邦所在的第18兵团进入四川后，归入刘伯承、邓小平所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邓小平成了胡耀邦的顶头上司。
1950年，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起被调往北京。在胡耀邦出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后不久，1956年邓小平出任中国总书记。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工作上的联系，也有过许多通信。
胡耀邦和邓小平关系最为密切是在1975年。胡耀邦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共同与“四人帮”作斗争。
1975年7月，胡耀邦到了中国科学院。在短短的七八十天里马不停蹄地去几十个研究所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关心着处于困难时刻的科学家们，提出要为科学家解决房子、车子、妻子（两地分居）、炉子、票子（提高工资）问题，做到“五子登科”。
胡耀邦是一位宣传鼓动家，每到一处，他都要发表讲话。那时，人们讲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讲错了被抓住“辫子”，所以大都事先写好讲稿，照本宣科，讲稿“戴帽穿靴”——开头和结尾要讲一大堆套话、空话。胡耀邦反其道而行之，他到处讲话，从不拿讲稿。据吴明瑜告诉笔者，其实胡耀邦在讲话前，花了很多精力作准备。他常常在自己房间里独步，一边走着，一边讲着，还不住地打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