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凤时，手中握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8月，则是这样回答了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年、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吴德说出了内幕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
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当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
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吴德说，他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去世结束了“时代”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只有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才可能沦为阶下囚。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健在时，“投鼠忌器”，不能拘捕。即便在病重时，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毕竟是夫人──平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就因为她是夫人。
所谓“投鼠忌器”，取义于汉朝贾谊《治安策》：“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
喻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意即，用东西掷老鼠，又怕打坏旁边器物。
所以，只要健在，就很难这只“老鼠”。
所以，中国能够在1976年爆发“十月革命”，其前因是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认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认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交错频降的一年：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因患**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事件”，广大群众遭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岁的因病去世。
据吴德回忆：
9月8日深夜，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身边和握手，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后来，叶剑英曾经谈到这一问题，这将在后文叙及。
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是其中的一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是“中国革命之父”。
……
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时代”。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确立了他在中国内的领袖地位。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41年间，一直是中国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8年名义上是张闻天担任中央“总负责”，而实际上的“总负责”仍是）。
在漫长的41个年头中，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主义”。由于认为“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思想”这一概念，得到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10年之后，即1945年，在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思想一直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41年的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思想作为的指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随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这样，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时代”。
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离世，也就使从“第一夫人”变为“遗孀”。虽说在晚年，和早已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连见一下，都不那么容易，然而，即便如此，“夫人”却是手中的“王牌”。在公开场合处处高喊：
“我代表看你们来了！”“我代表问大家好！”正是依仗着的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号施令。
自从变为“遗孀”，叶剑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因为这样，在去世后的第27天，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
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为“时代”画上了句号。1976年10月6日，为“无产阶级**”画上了句号。这是中国在1976年的两记重锤响鼓。这是中国在历史大转折之前的两次急转弯。在笔者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他回忆胡耀邦在刚刚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在家中对他说的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预言。确实，“四人帮”虽然在一夜之间被抓起来了，但是要把“四人帮”所筑起的“左”的思想堤坝整个冲垮，要靠人民的洪流、历史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