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由于和“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常识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和“四人帮”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任意摘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一句话，而且就是这一句话，也往往是经过他们掐头去尾地精心篡改过的。他们把这一句话奉为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凡是和这句话或是他们对这句话所作的解释不一致的，都可以被他们扣上“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帽子。
经他们这样一搞，真理的标准才又成了问题。
邢贲思在文章中，深入一层，批驳了所谓“真理标准是两个”的错误说法，也就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的同志提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两种答案中不论哪一种，都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都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做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样一个问题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全部文明发展的最完善、最正确的科学总结，当然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
邢贲思文章的发表，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有力响应，也是对汪东兴“下不为例”的反击。
《哲学研究》出马呼应
“真理标准”问题，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家们理所当然关注着这一问题。邢贲思“主动出击”，就表明了这一点。
邢贲思从1978年3月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不仅自己写文章投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且组织哲学界、理论界举行“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
于是，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出面，在1978年6月20日、21日，“邀请了首都部分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举行座谈”。这次座谈会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广播学院、石油部、冶金部、纺织部、轻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哲学研究所等单位的60余位同志。
从这张出席者名单上可以看出，一下子把首都很多大学、研究所和新闻单位吸引到这一讨论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动工作。座谈会的主题很明确，就是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华主席、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副主席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重新提出和精辟阐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副主席所讲的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引起了广大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研究的兴趣。
对于哲学家们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常识，是经典作家们早已透彻地解决了的”。所以，在座谈会上尽管也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如“真理是过程；实践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等”，但是座谈会主要还是讨论当时的现实问题。
座谈会讨论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指出两点现实的原因：
首先，应该说，这是由于、“四人帮”多年来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篡改，散布了大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以假乱真，混淆是非，在理论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
其次，也应该看到，由于、“四人帮”多年不准人们读马列著作，不让人们系统地学习著作，把人们引上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必理解，只管“照办”的所谓“走捷径”、“一本万利”的邪路，影响所及，使得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同志对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缺乏系统的知识，他们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常常分辨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甚至形成了一些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产生了许多糊涂观念。
座谈会指出，对于当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种种“混乱的看法”，需要加以讨论：
同志们认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目前在真理问题上，在实践标准问题上，存在某些不同意见以及一些混乱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而也产生了重新学习、研究和讨论的必要。讨论是学习的一种好方法，也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好方法。
这次座谈会，“由于时间的限制，讨论没有充分展开。同志们希望，今后经过准备，举行一些规模较大的讨论会，并在刊物上多发表一些有关的文章。编辑部则希望同志们给以支持，多写些好文章，既在会上也在刊物上展开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这次座谈会，其意义超出了座谈会本身。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在北京的理论界作了一次发动工作，使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投入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去。
罗瑞卿大将鼎力相助
在汪东兴那番关于“下不为例”的讲话之后，北京出现这样的流言：“‘四人帮’时有‘两校’，如今有‘党校’。”
这“如今有‘党校’”，分明是指胡耀邦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央党校，分明是指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编辑部。不过，这流言倒是从反面说明了中央党校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发表之际，另一篇重磅文章正在中央党校仔细修改之中。此文的题目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主笔，孙长江写作。这篇文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来的种种反对意见，作出系统的正面回答。
孙长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吴江也参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初的讨论，所以他们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背景非常清楚。他们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要扩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已经炸开的突破口，再一次从理论上动摇“两个凡是”。
吴江曾希望寻求胡耀邦的支持。但是，当时由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
吴江这样回忆：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为难处境，起草这篇文章我没有事先向他报告，但将所写的第一次稿送给他。他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只交代了一句：“等三个月以后再说。”我理解胡耀邦采取的慎重态度，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的定稿就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
吴江和孙长江没有照胡耀邦“等三个月以后再说”的意见办。
孙长江对笔者说，当时他们急于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因为面对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意见，第一是必须作出回答，第二是必须尽快作出回答！
孙长江还说，当时他们作了最坏的打算，即可能被打倒。一旦被打倒了，那就什么文章也发不了，什么意见也说不了。所以，他们决定尽快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的处境，吴江决定不给胡耀邦增添压力，但是在当时，如果不寻求一位重要领导人的支持，是很难发表一篇重要文章的。
寻求领导人的支持，首先是寻求报刊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通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送胡耀邦审阅，得到胡耀邦支持的。当时吴江、孙长江都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而《理论动态》又是理论研究室主管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交由《理论动态》发表是不难的。但由于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已经几度受到汪东兴的批评，而且《理论动态》的稿子发表前必须送胡耀邦审，所以此文不能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光明日报》呢？自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来，汪东兴已经把《光明日报》“盯”得很紧。汪东兴通过中央宣传部关照杨西光，《光明日报》在发表重要文章之前，必须送审。这“重要文章”，富有“弹性”，当然包括“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属“重要文章”，一送审，势必会被“卡”住。所以，寻求在《光明日报》发表，已是“此路不通”。
《人民日报》也多次受到点名批评，汪东兴“盯”《人民日报》，比“盯”《光明日报》还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也无法寻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至于《红旗》杂志，那更加无从谈起。
所以，历数北京的中央重要报刊，唯一的“生路”在《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毕竟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不同。它是部队的报纸，虽说在宣传业务上也受中央宣传部领导，但它还是属中央军委主管。所以，如果《解放军报》能够支持的话，等于“网开一面”，有了冲出汪东兴控制圈的希望。吴江对孙长江说，他认识《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也许，可以请他给予帮助。
说巧也真巧，正在吴江和孙长江走投无路之际，《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居然上门，主动向吴江约稿！《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是中央宣传口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华楠敢于挑起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重担，不仅因为自己态度鲜明地支持此文，而且还因为知道“顶头上司”——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态度也很鲜明。
笔者采访了华楠的副手、当时担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
年逾古稀、满头飞霜的姚远方送给笔者的名片上，印着6个表明他特殊身份的字：“作家，教授，将军”。
天底下的作家、教授不少，将军也不少，但是能够集“作家、教授、将军”于一身的人，则属凤毛麟角。
姚远方192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至今讲话仍带有明显的福建口音。1938年7月，他加入中国。姚远方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旅记者经历，写下了300多篇作品。他在他的文集《笔舞龙蛇走天涯》一书中，写过这样一首诗，勾勒了他戎马笔耕的一生：
北风吹老南国娃，
太行延水惯为家；
金戈铁马忘生死，
笔舞龙蛇走天涯。
青春已逝奉献少，
白发岂肯逊朝霞；
待到大地风华茂，
拄杖共赏英雄花。
其实，姚远方的文集中，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文章没有收进去。
姚远方乃是“军内一支笔”，参与起草了许多重要军内文件。
1959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署名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曾被许多外国历史学家视为上台的“宣言书”——因为在此前半个月，即1959年9月17日，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
姚远方说，其实那篇文章虽然是以名义发表的，但是与没有太多的关系。
这篇长达万言的论文，原本是姚远方受命为纪念国庆10周年而写的。写完后，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此文以贺龙名义发表，另一种则是署名字发表。最后，考虑到新任国防部部长，还是以的名义发表更好些。
于是，姚远方起草的文章，被送到处征求意见。说：“我不看。请总政把关。”就这样，这篇文章以名义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所以，把此文视为上台的“宣言”，乃是不了解此文内幕而作出的想当然的推论。
1960年12月21日，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主要也是姚远方起草的。
……
姚远方还是一位“悼词作家”。他向笔者历数由他起草或者他参与起草的军内首长悼词，其中有罗瑞卿、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粟裕、杨勇……
这位“悼词作家”向笔者谈及外人很难有的“写作体会”：写悼词是极其紧张的写作，往往需要夜以继日！
这是因为悼词的写作，往往是在首长突然病危或者去世之际，作突击性的任务，限时限刻完成，以备举行追悼会时用。然而，悼词又往往是代表中央对去世者的一生进行概括而准确的评价，作者既要对逝者的一生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要具备很高的政治素养和文字水平。悼词中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细细斟酌，而且又往往要反复修改、多次送审，写作很艰难。
姚远方记得，在他参加写作的悼词中，要算写作叶剑英的悼词最为特殊：悼词是在叶剑英一度病危时起草的。写好后，叶剑英由危转安。于是，悼词存放在中央办公厅的保密柜里。两年之后，叶剑英病逝。中央办公厅从保密柜里取出悼词，交给悼词写作组，作了一些小修改，便公开发表了。
姚远方说，悼词由于篇幅有限，必须抓住逝者的主要特征，进行评价。比如，关于叶剑英的悼词，着重写叶剑英在几次历史的转折关头，挺身而出，大智大勇：从最初在危难之中保护孙中山，到南昌起义时当机立断，从揭露张国焘的阴谋，到一举粉碎“四人帮”……在写作粟裕的悼词时，则突出粟裕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姚远方与军队首长们有着许多接触，十分熟悉。他说，他跟聂荣臻元帅就很熟。
1980年，当他和华楠去看望聂帅时，聂帅谈起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战士曾从战火中救出两位日本小姑娘。这两位日本小姑娘成了聂荣臻将军的小客人，曾得到周到的照料……聂荣臻说，不知道这两位日本小姑娘现在在哪里。
富有新闻敏感神经的姚远方，立即将聂帅的怀念写成报道《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报道发表后，在中日两国都引起轰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日本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很快，在日本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孤儿、受过聂帅关怀的美穗子。聂帅派出自己的女儿聂力去日本看望美穗子，美穗子也派自己的长女真智子前来北京看望聂帅。一时间，“一代名将救孤女，千秋佳话留人间”。
姚远方是罗瑞卿的老部下，与罗瑞卿也有着多年深厚的友谊。直至今日，他跟笔者谈起罗瑞卿，总是按当年的老习惯，称之为“总长”——亦即“总参谋长”。
姚远方记得，在1978年5月20日，他与华楠一起前往罗瑞卿将军家里汇报并请示正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有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