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众欢呼声中，华国锋登上城楼，从此戴上“英明领袖”桂冠。但是，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把邓小平写给他的信撂在一边，使人们大失所望。
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发表，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而且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社论指出：
当前，我们要认真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就是说，华国锋完全遵照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社论还指出：
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
这表明，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在这里，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仍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特别是仍强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胜利成果”。这表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仍是“照过去方针办”！
这篇社论，是华国锋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反映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最初表达的政见。其实，这篇社论是根据华国锋1976年10月8日的讲话精神写出来的。
那些日子，华国锋处于最忙碌的时刻。
华国锋在10月6日深夜至10月7日清晨，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10月8日起至10月14日，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的种种罪行。
10月8日，华北、华中、东北、西南等大区的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赶到北京，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一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的指示办。
对“**”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
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中的老账。搞“四人帮”，不是因为在“**”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华国锋强调，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华国锋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华国锋对于“**”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因为说过，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即打败蒋介石和发动“**”。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理所当然完全肯定“**”。
华国锋10月8日的讲话以及两报一刊10月10日的社论，清楚地表明，肃清“四人帮”的“左”的流毒，远比粉碎“四人帮”更为艰难，从思想上铲除“四人帮”，远比从组织上清除困难。
的去世，只在几分钟之中。拘捕“四人帮”，也只是在一个晚上。这两桩历史性的大事件之间，相隔又不足一个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急转直下！
时代虽然结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晚年“左”的思想；“无产阶级**”虽然结束，但是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文革”的那一整套“左”的理论。华国锋遵奉“照过去方针办”，这“过去方针”，就是的方针，内中也就包括了晚年制定的一系列“左”的方针。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就在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欢庆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之际，“左”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
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
就在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
在1976年4月的“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家中闭门不出。
邓小平获知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是在1976年10月7日。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邓小平的，是叶剑英之侄叶选基。
笔者曾经多次采访叶选基，据他说，他的夫人吕彤岩是吕正操将军之女，在10月7日下午他请吕彤岩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打电话，说有要事相告。邓榕的丈夫贺平随即骑自行车来了。贺平得知之后，以极快的速度骑自行车到北京宽街邓小平住所。邓小平听到贺平报告的“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无限宽慰，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贺平又骑着自行车到叶选基那里，转告了邓小平的那句话。叶选基很快就转告叶剑英。当时的邓小平，虽然被撤销一切职务，但是仍保留党籍。邓小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李维信说，向中央反映，他要求看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文件。邓小平看了华国锋的讲话稿。10月10日，邓小平由汪东兴转信给华国锋并中央，坦言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并表示：
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思想和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的信，充满着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愉之情。信中，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没有马上给予答复。
华国锋不能马上解决邓小平问题，是有原因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内部便开始传达写给华国锋的三句话──“照过去方针办”只是其中的一句。
在1976年4月30日晚，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患帕金森症的，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所写的这三句话，成了华国锋作为指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华国锋作为领袖来说，资历不深，在采取了非正常的手段粉碎“四人帮”之后，亟须仰仗的崇高威望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华国锋出示生前给他所写的三句话，作为“尚方宝剑”，显得非常重要。
内中的第二句话“照过去方针办”，通过报纸上反反复复批判“四人帮”“篡改指示”──亦即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已经变得家喻户晓。
这时，华国锋公布了写给他的第三句话，既然生前说“你办事，我放心”，这就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铁定”了！虽说“你办事，我放心”是针对当时让华国锋处理党政大事而言，但是此时华国锋拿出这六个字，已变成对华国锋的接班的“放心”，变成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
不过，也正因为华国锋遵奉的“照过去方针办”，既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主席生前定下的“方针”，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之下，他也就只能照办。
所以，华国锋在各种场合，仍在强调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都提到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上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四人帮”曾感叹：“我们手中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四人帮”很难从叶剑英手中夺得军队的指挥权，便在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民兵。
这样，在1976年，上海民兵指挥部已经拥有30个师、7个独立团、2个高炮营，势力相当可观。
在去世之后，王洪文曾经去上海，要求上海的“第二武装集团”加强训练，做好“拉出去”的准备。
在拘捕“四人帮”之后，解决上海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10月7日清早，华国锋和叶剑英商量之后，决定让汪东兴出面，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要他们当天赶往北京开会。
这通知如此局促，使马天水感到有点蹊跷。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想摸摸情况，电话没有人接。给王洪文打电话，也没有人接。马天水又给北京的“四人帮”的“帮友”们去电话，也都没有人接。马天水意识到情况不妙。
终于，马天水拨通《人民日报》鲁瑛的电话。当马天水问他北京的情况时，他只说了一句“没有什么事”就把电话挂断了。
当天下午，马天水满腹狐疑，和周纯麟一起飞往北京。
马天水一到北京京西宾馆，便被软禁起来，而周纯麟则被接往那里，因为周纯麟曾经当过的警卫员。当周纯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马上表示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表示上海警备区听党中央指挥。
这天，上海的“四人帮”党羽们惶惶不安。他们得知“四人帮”被拘捕的消息后，决定要“大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打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
10月9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进行部署。
这天，在北京经过“打招呼”的马天水，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打倒“四人帮”。晚上，他奉命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和王秀珍。
10月10日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不得不飞往北京。
11日晚10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玉泉山9号楼接见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
这时，徐景贤和王秀珍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打倒“四人帮”。
10月12日，从上海方面传来消息，那里的“四人帮”余党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了“还我”、“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要“决一死战”。
华国锋和叶剑英决定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表示“中央对你们几位是寄予希望的”。
10月13日上午11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周纯麟同机回到了上海。他们先是来到东湖招待所──原先的中央华东局的招待所——向上海市委一些负责人作了传达。
“四人帮”的一些“小兄弟”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心如刀绞。1980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的报道这样描述：“黄涛躺在沙发里，像抽羊痫风似的抖动；汪湘君哭得伤心异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陈阿大、叶昌明抱头呜咽，如丧考妣……”
10月13日下午3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这样，上海市委的委员们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明白了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知道了“四人帮”怎么被打倒，也就制止了上海的武装叛乱。
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在10月14日，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中央在10月14日决定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还因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大体上“稳”住了。
这样，10月14日，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10月15日，中央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在几百名海、陆军警卫战士护送下，进驻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接管了上海的党、政、军大权，真正地稳住了上海。内中苏振华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海军政委，倪志福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冲为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
10月18日，上海民兵指挥部被勒令解散。从此，“四人帮”的“基地”土崩瓦解，全国的局势明朗化了。
这时，“四人帮”的失败已成定局，亟须向全党、全国说明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了。
10月18日，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党
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须知，在整整一个月前──9月18日——正是北京举行追悼大会的日子。才一个月，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央的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中央的通知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揭露“四人帮”反党篡权的罪行。通知指出：“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第二部分则是公布自1974年2月以来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第三部分指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令人不解的是，通知把粉碎“四人帮”居然说成是“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第四部分强调，在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时，要注意政策。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通知指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五部分规定，揭批“四人帮”，“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第六部分号召，要“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的新”。
诗人贺敬之又“放声歌唱”了
从1976年10月6日起，中国终于从“天灾连着”的悲痛阴影中走出来。
在中国的“龙年”，那条“龙”历经劫难，终于欢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