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国上下一片“宣传华国锋”，为华国锋歌功颂德，但是华国锋的真实身世仍鲜为人知。华国锋其实姓苏不姓华。他是怎样由山西南下成为家乡的“父母官”，他又是怎样得到的垂青，以至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呢？
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走笔行文至此，该探究一下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华国锋其实不姓华。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
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与中国在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的同龄人”。
顺便提一句，的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比华国锋小一岁。在1921年，28岁的在上海出席一大时，华国锋不过是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所以，华国锋与是两代人。
2009年9月10日，笔者走访了华国锋的故乡山西交城县。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吕梁山区，是个山多林密的地方。
1921年2月16日（民国十年农历正月初九），华国锋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城天宁镇永宁南路46号。那是一座典型的晋中农家小院。
华国锋祖籍河南范县苏家堡。
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出生于交城县城天宁镇南面不远的杜家庄。交城当年号称“皮都”，从清朝起就是晋商中“皮毛帮”的大本营，县城里拥有皮坊、皮店上百家，皮工一万多人。交城甚至还有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46家外国洋行，人称“交城皮毛甲天下”。苏庆惠不识字，在15岁的时候，进县城隆盛裕皮坊当学徒。
1941年，华国锋20岁，参加抗日战争王酋。五年后满师，苏庆惠在城里租屋成家。他迎娶县城东关武建元的次女为妻，婚后不久武家次女病亡。武家又以三女许配苏庆惠，婚后不久又病亡。
东家王酋见苏庆惠老实能干，便将次女王二女嫁给苏庆惠。苏庆惠租了永宁南路46北屋。王二女在婚后连生四子。据华国锋在1948年亲笔填写的《干部成分调查表》上所载：“我兄弟原四个，我三哥生下时，我大哥死。我生下时，我二哥死。”因此最后能够成人的只有华国锋和他的三哥。三哥名叫苏鉷。
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自从成为东家女婿之后，升为隆盛裕皮坊的二掌柜。所以华国锋在1948年填写的《干部成分调查表》中，家庭成分一栏写了“商人”。华国锋还在《干部成分调查表》中写及：
我7岁上，我父亲死。父亲名分下在杜家庄有墓子地两三亩，无劳动力，由我叔伯兄弟们无代价种着（负担我家亦不管）。还有一间房子，亦是叔伯兄弟住着。我家在城里租赁房子住。我三哥小学毕业后，到本城大顺永当学徒，二三年后被开除，又到合聚永当学徒，事变前提升为记账的，他的名字叫苏鉷。现我家有母亲、嫂嫂、2个侄女及我三哥4口人（引者注：似应为5口人）……
华国锋所说的“事变”，即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按照华国锋自述，他7岁时，也就是1928年，父亲苏庆惠去世，终年54岁。从华国锋亲笔填写的《干部成分调查表》，可以真实地了解当时他的家庭情况。
乡音难改，华国锋后来一直讲一口浓重的山西话。
1928年，7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南关小学。
1934年，13岁的华国锋毕业于南关小学。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交城地处晋绥边区，很早就有党组织活动。在华国锋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
1938年初，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会抗日游击队，从此改名华国锋。
自从改名华国锋起，华国锋就走上了红色之路。
1938年10月，由文（水）交（城）工委民运部部长李伯林（陕西人，老红军）做介绍人，17岁的华国锋加入中国。
翌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
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交城县党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笔者采访了华国锋的老上级——武光。
那是在1996年初夏，笔者穿着长袖衬衫在北京步入武光的住处，84岁的他竟只穿一件汗背心。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居然每天还去上班呢！
武光出生于1912年，河北深泽县人氏，1930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他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平团委书记，而当时胡乔木是北平团委宣传部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光担任北平市委书记。
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7年起担任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从1953年10月起，周小舟被任命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当时对华国锋的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在1948年冬，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
当时的晋中区委一分为二，一半走，一半留。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6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装部、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
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
这时，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那时就已经是“学习著作的模范”。种种报道、回忆文章充满对华国锋的这样的宣传：
1940年初，他担任了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为了发动群众大打抗日的人民战争，华国锋同志身披破羊皮袄，怀揣一本毛边纸印刷的《论持久战》，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明通俗地讲解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宣传华国锋在战火中刻苦学习著作的：
交城地处吕梁山区，是晋绥边区八分区的前哨，斗争尖锐复杂，环境艰苦。当时，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总是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著作。他的挎包里经常装着用麻纸印的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组织起来》《祝十月革命25周年》……还有中央晋绥分局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等小册子，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一次，华国锋同志等从科头村出发到王文村检查工作，登上一座山顶，大家感到很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华国锋同志不顾疲劳，见缝插针，打开了著作学了起来。晚上，没油点灯，他就用交城山区特产的松油柴照亮，经常学习到深夜。有时，脸被松油烟熏黑了，他也不在意。有段时间，他病了，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说，在战争年代更应当多读的书，把的著作学好了，才有本领，才能战胜敌人，打开局面。
当时的报道如此刻意宣传华国锋在20来岁时就已经成了“学习和实践思想的光辉典范”，其实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的忠实接班人。
成为故乡的“父母官”
华国锋参加了武光所率的南下工作团。
武光记得，他们是在194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出发南下的。来自老区的干部大约3000人集结于石家庄。本来，还有2000北平的学生跟他们一起南下，只是后来由于北平学生要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然后才南下，所以没有与干部们一起出发。
武光带领南下工作团从石家庄到了河南开封，那里是中原局所在地。中原局书记邓子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邓子恢告诉武光，南下工作团被安排前往湖南接收。不过，邓子恢向武光透露说，湖南省省委、省政府的干部都已经配齐，因此，南下工作团的干部们到了湖南，恐怕只能“往下压”。
什么是“往下压”呢？比如，武光原本是安排为省级干部的，“往下压”为地委级干部；华国锋原本安排为地委级干部，“往下压”为县委级干部。
果真，南下工作团到了长沙，“往下压”了：武光被任命为长沙地委书记，地委机关设在湘潭。
华国锋也被“往下压”。1949年8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对于华国锋来说，从山西南下，来到的故乡湖南工作，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
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一提到湖南，总是这么宣传：“伟大领袖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
湘阴位于洞庭湖南岸。当时的湘阴，“四害”横行。所谓“四害”，也就是水灾、虫灾（血吸虫病）、土匪、恶霸。华国锋来到湘阴，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时，华国锋步入“而立”之年。
在湘阴，华国锋为烈士塔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华国锋平时从不写诗，这是难得见到的华国锋诗：
为我人民事，
牺牲命和家。
继承先烈志，
建设新中华。
华国锋在湘阴工作了不到两年，在1951年6月调离湘阴，到湖南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这时，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是宋惠。
虽说华国锋在湘阴县的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在1977年“宣传华国锋”的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收入关于华国锋在湘阴的故事28篇。这些故事仍十分注意突出华国锋学习著作的精神。例如，一篇题为《打菩萨的故事》，写及县交通班的小张、小裴拿了大木棒去城隍庙砸菩萨，华国锋得知后，找小张、小裴谈话。故事这么写道：
政委给他们分析，在这解放初期，人民觉悟还不高，清匪反霸正在紧张地进行的时候，打菩萨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政委分析得那么深透，小交通员们听得那么入神。是呀，在这个时候打菩萨，就会干扰当前的清匪反霸运动，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啊！事情不是摆得很明显吗？有些落后群众听了敌人的造谣，对人民政府产生了误解嘛！
“可是菩萨还要不要打呢？”一个交通员提出了新问题。华政委说：“当然要打的。但不能由我们代表群众打，要让群众觉悟了自己去打。”
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个地方说：“你们看，是怎么说的？”小交通员们的眼光随着华政委手指的移动，轻声念起来：“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就仿佛是针对小交通员们说的。小张把华政委手里的这本书接过来，一看封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个字闪闪发亮。“华政委，我们再不打菩萨了。”小张和小裴惭愧地说。
1951年6月，当华国锋从湘阴县调到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时，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的特殊的重要性——正是湘潭县人！
1949年8月15日，打着红旗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当时一篇题为《的故乡——韶山冲解放了》的报道这样写道：
每个人的步伐比往日走得更快，眼睛瞪得格外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宿营地是我们敬爱的领袖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队伍刚刚经过一座小山岭，突然灯笼火把齐明，火光下，照见一个木牌上写着：“此处离的家十五华里。”从这里起到韶山冲的东茅塘与上屋场，沿路站满了提着灯笼端着茶水的老乡们，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漫长的火龙。到处响着清脆的鞭炮声，就像过年一样……
午夜三时了，前面传来命令：“三连今天就住的家里。”三连的同志高兴得跳了起来。
1950年5月，委托他的长子毛岸英前往故乡探望。毛岸英不坐车，不骑马，步行了30多里山路来到韶山冲，使那里的乡亲们感动得流下热泪。
1950年秋，《人民日报》刊载消息《湖南湘潭修缮故居》。
华国锋在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不久，1952年春，他第一次前往的诞生地韶山冲。那时，的故居经过初步修缮，正堂屋门上方挂着“中国人民领袖的家”金字横匾。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韶山区委员会写了《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一文，内中这么记述华国锋初去韶山的情形：
当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在推翻封建生产关系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导亿万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极力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大搞“四大自由”，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华国锋同志坚定不移地站在的革命路线上，带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满腔热情地支持韶山冲里新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同时，亲自带头深入到各个屋场，调查土改以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本地的具体事例，启发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听的话，“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上的记述显然受当时文风的影响，写得空洞、干巴，而且以后来想当初，把“批判”之类都“提前”到50年代初。不过，这段记述毕竟还是反映了华国锋早在1952年春便已经背着背包前往老家，深入了解那里的农民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