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指出：1976年4月5日的“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事件”的错误文件。
《公报》也以中央全会的名义宣布：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叶剑英在会上着重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
叶剑英指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力，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保证。”
对于加强法制，叶剑英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使中央委员们深受震撼：“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在会上，代表们对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严重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为此，华国锋表示今后要“少宣传个人”。这样，《公报》中写了这么一段：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那股“宣传英明领袖华国锋”的热潮，也就画上了句号。对于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也就降温了。
胡耀邦评说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六天——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
胡耀邦此行，原本是为了和前来继任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张平化办理交接手续的。然而，胡耀邦的到来，中央党校为之轰动，教师和学员强烈要求胡耀邦就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一次报告。
原本没有作报告打算的胡耀邦，感到盛情难却，不得不在全校作了即兴讲话。话题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党校作了详细记录。这份记录后来送交胡耀邦审阅，然后印发给学员学习。
这份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记载了胡耀邦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说。
胡耀邦一开始，便说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大致情况：
会议的发言简报估计有150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
总起来说，是五大问题：
1、转变有伟大的意义，伟大的前途；
2、转变以后，我们要老老实实抓经济，把生产搞上去；
3、要转变得好，就要我们把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搞好，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
4、还要把我们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搞好；
5、把我们党的风气搞好，党的生活搞好。
胡耀邦谈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思想：
全会主要精神在哪里呢？公报上面基本上把它概括报道了。我只向大家阐述一下公报的内容。公报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就是从明年起，一定要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或者叫重心，或者叫中心）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上。
再说一遍，从此以后，只要没有外敌侵略，我们一定要把主要精力集中起来搞四个现代化，不搞别的。千万不要用主要的精力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了。这个根本思想，就是会议的中心思想。
胡耀邦要求大家适应这一转变：
我们适应不适应呢？我觉得我们许多同志不适应。我们有许多同志的脑子不是这么想的，老是想搞运动，老是想什么批评人。
如何搞现代化，我们懂吗？我们知识多吗？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同志，台下的，台上的，还加上楼上的，我看我们大家都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知识不多，经验不多。思想上的习惯势力厉害得很。
习惯势力就好像抽烟，讲话开会两只手总往口袋里抓。（众大笑）
脑子里面有个习惯势力作怪，新的事物它装不进去，老是想从别的地方——从政治上——干一下。一干，把事情就搞坏了。
胡耀邦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
所以，这次党中央明确提出来，这是根本的历史的转折，这是个伟大的转变。
公报分析了我们要转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的历史经过和现在的条件，指出我们把“四人帮”粉碎了，最大的障碍扫除了。也谈了我们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深远意义和伟大意义。
同时，也谈了我们还有困难。不单还有遗留问题，我们的思想也不适应，因此我们要重新学习。
我们的《理论动态》写了《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一文，指出从历史上讲，我们有两个重新学习。进城的时候，1949年指出重新学习，这是第一次。现在要来个第二次重新学习。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一个古代故事，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滥竽充数”，不会吹，但是人很多，他可以混到里面不吹。好像我们唱《国际歌》《东方红》，有的人忘了歌词，不唱，唱不出来，就跟着大家啊、啊、啊，这叫“充数”。
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同志们，如果再搞南郭先生那个“滥竽充数”，
那就不行了。也许有人说，我以后还慢慢干。为什么？我害怕将来还会有什么运动。我告诉同志们，中央不再搞什么运动了，这个决心下定了。我们吃了20几年的苦头，你们回去以后也不许再搞什么“土政策”：不搞四个现代化，去搞什么政治运动。
胡耀邦直言不讳，发人深省地指出中国乃是“伟大的落后”：
同志们，我们确实太落后了。我们的祖国伟大是伟大，但是很落后也确是事实。我看是“落后的伟大，伟大的落后”！列宁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如下著名诗句：“俄罗斯母亲啊，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悲观失望。
胡耀邦提出了“三分明”原则：
为了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安定团结。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想法不一致。要政治上安定团结，必须分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做到“功过分明，是非分明，赏罚分明”，叫做“三分明”。
胡耀邦接着又谈到了彭真和陆定一，而且还鲜明地指出那三顶大帽子“大体不可靠”——在当时能够这么说，是很不容易的：
由于大家敢讲真话，讲了许多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这次都解决了。彭真同志明天或者后天中央用飞机把他接回来。
陆定一同志的问题怎么解决，没有宣传，他吃了很大的苦头。
彭罗陆杨只平反了50%。还有同志问，还有那个“叛徒、内奸、工贼”算数不算数？有没有？这我还讲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看材料，我估计可能不可靠，大体上不可靠。
胡耀邦谈了民主和法制问题：
公报还讲了民主和法制。前天黄火青同志说，现在正在开全国高检会议，一定要请我去讲一讲。我说，我去讲不犯“法”吗？他说，你去讲一讲，这是同志之间友好的
支持嘛。我讲了三个问题，我把第二个问题简单说一说。我说，我们公报上写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你们就是干这么四件事。可是你们会反过来问：现在我们有什么法？无法可依
嘛。违法必究，是你违法还是我违法哟？是你究我还是我究你哟？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的工作困难重重怎么办？按什么办事？第一，按上级指示办事，现在上级不会有很多指示。比如男女青年要满25岁才能结婚，谁敢发这个指示？原来婚姻法规定男的20岁，女的18岁可以结婚，你要改变婚姻法的规定，谁敢作个人指示？
第二，靠过去的法律条文办事。解放以来，我们有多少法？有些法对不对？
第三，靠先进单位的经验办事。政法先进单位究竟是哪个，我不清楚？先进单位先进经验也得要分析。
那么，靠什么办事？我们还要老老实实，靠法制办事，靠实事求是办事。法律不光是写好多文章、条文，在我看起来，高检当前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平反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不光干部里面有，监狱里面也有。青海有5万个劳改犯（连家属一起），有的早就释放出来了，可是现在同样没有公民权。人家现在提出问题来了，说我刑期早就已经满了，怎么还不给公民权。问题一大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法制搞好。
胡耀邦又谈了思想方法、思想路线问题：
公报第四部分讲的是我们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问题。你要搞四个现代
化，矛盾一大堆，问题一大堆，新问题很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都要靠上级指示才能办事。解决问题，上级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同志们，要靠我们自己开动脑筋。
开动脑筋首先碰到一个问题——敢不敢解放思想。
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7000多字，讲了一个主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四句话是一个问题。他在整个会议上就讲这么一个问题。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现在党内敢于讲话的只有少数人，不敢讲话的是多数人。
在工作会议期间有同志讲，我们党里面有的同志敢放炮，是高级炮手。但是，敢讲真话，敢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敢讲话的还只有少数。
小平同志说我们有许多同志思想有些僵化，或者半僵化。然后他就分析我们党里面有许多同志思想有些僵化的原因，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底下形成起来的。
小平同志分析有四条原因：
第一条是，十几年来、“四人帮”搞了许多禁区，到处下禁令，制造了迷信，这个流毒很深，影响很大。
第二个原因，我们党里面民主集中制遭受了破坏。简单地说，就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许多重大问题一两个人说了算。
第三是功过是非不清，赏罚不明。
第四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容易满足，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胡耀邦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所以，思想不解放的原因，不完全是“四人帮”的流毒，四个方面的原因都有。从这个问题，就讲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所起的良好作用了。
一切都要按照实践来检验，检验错了，纠正过来，对的肯定下来。可是现在许多同志，包括一些地县级干部，哲学知识太少。他们说，这么讲，实践检验真理，行吗？他根据他的实践说他是真理，那不张三有张三的真理，李四有李四的真理了吗？人家这里讲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实践，不是哪个人的。
多少年来我们很多同志不读书。无论如何拜托你们各位，你们自己回去注意看一看，你们那里有多少同志不读书，不看报，连文件都不看。
胡耀邦最后谈到了组织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问题，我们的组织问题。我们要把组织工作搞好，组织路线搞好。
我们补了一些人，增加了3个政治局委员（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增加了1位副主席（陈云），增加了9位中央委员。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措施。这次补选，将来开十二大的时候追认，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这次中央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我顺便讲一下，我们纪律检查委员会搞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编了一个党内政治生活十二条基本准则。说的是里面按什么办事。文件经纪律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以后提交中央，由中央颁布。
要把我们党内正常生活搞好，就是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搞批评自我批评。党的会议上对谁有意见都可以讲，至于处理那就不能随便，要慎重。但请同志们注意一条，批评人主要不是算多少年前的老账，主要是着眼于现在。在我看来，我们某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说对于拨乱反正不认真，不坚决，或者说有错误。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以来，要拨乱反正，扭转乾坤。
那么，我们的乾坤扭转了没有？我个人的看法没有完全扭转，乾坤初转，或者是乾坤始转，开始转了。我们还没有完全扭转，所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还有危险性。
胡耀邦尖锐地抨击了个人迷信：
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意识到了。我们党内不能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多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少年来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中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实际上我们搞了一些迷信的东西。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
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哪，正确哪，伟大呀。同志，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
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哪！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
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
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同，明明两个人关系不好，还说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搞这个，德国人就对我们有这样的批评，说你们中国人太讲客气，我们德国人不，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们党的生活的这一条原则你们千万要注意。上级来，招待他，生怕招待不好，请你吃饭，吃得不好怎么办，他回去以后会怎么的。有人说“帽子”没有了，还有“小鞋”，给你穿“小鞋”怎么办？穿就穿，穿不进去甩掉它，你怕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党风搞好，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搞好，把我们的干部作风搞好。
胡耀邦快人快语。他的这一即兴报告，把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见解和盘托出，非常生动，又非常鲜明。
胡乔木批判华国锋“左”的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作了一次颇为重要的讲话。
胡乔木的这次讲话，拨乱反正，从理论上纠正了许多沿袭多年的“左”的口号，内中特别是批判了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左”的理论，起了很大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