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舂陵河。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说这些话，透露了他对华国锋的实干精神的赞赏。
华国锋在湖南还抓了一件“大事”：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作。
在韶山，从1950年就开始修缮的故居（在“文革”中改称“旧居”）。人们到韶山来，主要就是参观故居。1961年3月，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前往故乡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觉得光是参观故居还不够，于是在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下，在韶山修建“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后来改称“同志纪念馆”）。这个陈列馆，选在离故居一华里的引凤山下。
在“文革”中，成千上万虔诚的红卫兵以及参观者涌向韶山。1967年12月26日——74岁寿辰——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开通。韶山火车站树起了高达12.26米的塑像。不言而喻，这12.26米，象征着的生日12月26日。于是，光是有旧居、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又嫌不够了，在1969年由华国锋主持了“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工程”。
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始扩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冲内特别是旧居附近原貌的问题。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教育我们：韶山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绝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光辉诗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护韶山革命原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注意节约的原则。为了最后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到韶山。他不顾旅途疲劳，一下车就找韶山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他徒步登上陈列馆后面的山头勘察地形。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山窝面积小，扩建可能有困难。华国锋同志先用脚一步一步大体计算了山窝的面积，接着又亲自用皮尺仔细作了丈量，终于用事实说服大家，说明扩建的施工面积完全够用。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的树林叮嘱说：这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也要保留，几棵大松树尤其不能动。后来，我们执行了华国锋同志制订的方案，群众反映很好，都说，幸亏华国锋同志及时指导，才使我们在陈列馆的建设上，体现了他老人家的意愿，保持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在1969年1月14日，华国锋还在长沙主持了“中国湘区委员会纪念馆”兴建誓师大会。中国湘区委员会是当年创建的，位于长沙清水塘。华国锋冒着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刨冰破土，为这一纪念馆奠基培土。
华国锋在湖南开展这些纪念工程时，反复强调，要无限忠诚于伟大领袖。
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从此，华国锋不再是“列席”中央全会，而是正儿八经的中央委员了。
华国锋成为中央委员不久，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华国锋出席九届二中全会，便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会上，猛烈抨击了他的“接班人”抢班夺权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集团要员陈伯达沉重的一击……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华国锋理所当然坚决站在一边。
1970年秋，华国锋担任湖南“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在九大之后，着手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这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县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虽然落后，在全国排名第19，而在重建省委时却一马领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华国锋作了题为《高举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认为，由于“无产阶级**”的胜利，通过“斗批改”，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会议讨论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工作任务。一、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的群众运动；二、继续搞好“斗批改”；三、掀起工农业生产；四、加强党的领导。
会议选举产生了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华国锋为第一书记，卜占亚为省委书记、杨大易为省委副书记。
湖南省委重建之后，华国锋为了表示对的忠诚，迎着寒风，带领省委委员们去故乡韶山，在那里举行湖南省委第一次委员全会。
之后不久，亲自点名，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
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从跟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对华国锋的印象颇好。华国锋得到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的指示办事。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
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正因为这样，曾多次称赞华国锋是老实人。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最初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戴，内中的原因之一，也因为华国锋为人朴实。
华国锋具有可贵的“平民情结”，虽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着“平民作风”。在“宣传华国锋”热潮中，曾出现一幅华国锋帮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传画。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在湖南湘潭，流传着华国锋和三个孤儿的故事：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湘潭县委书记。他到任才一个月，便在湘潭医院门口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华国锋把这个小女孩收留下来，请县招待所负责照料。接着，在这年10月、12月，华国锋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见的另两个孤儿。华国锋分别为这三个9岁、8岁、3岁的小女孩取名华平、华清、华湘。内中，华清、华湘都双目失明。
虽说华国锋决定政府拨款抚养三个孤儿，并托付湘潭县招待所的职工刘秀英照料，但是他自己仍不断关心这三个孤儿。后来，这三个孩子都相继成人，结婚成家。
华国锋平日坐机关不多，他常在农村。他衣着朴素，总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人们这么回忆1966年华国锋在湖南郴州、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工作时的情景：
华国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毫无特殊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指挥部的那些日子里，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个食堂里排队端饭。有时外出检查工作，别人要为他多添几道菜，他总婉言谢绝。常宁县白沙公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事先华国锋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顾他，不让给公社打电话。那天正巧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家。这位工作人员没有见过华国锋同志。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这位工作人员赶忙准备了普通饭菜招待他们。吃过饭，如数付清了饭钱。
临走时，那位为首的同志紧紧地拉着这位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事后，这位工作人员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可朴素啦，做着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车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好啊！”
以上的回忆虽说是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发表，但大体上符合事实。
华国锋多次以普通家长的身份，亲自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也是颇为感人的。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时，他的几个孩子先后都在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上学。华国锋好几次步行到学校里去，征求老师对他的孩子的意见。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从不享受特殊待遇。华国锋曾被这所小学推选为“优秀家长”。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学召开1974届高中毕业生家长会。华国锋最小的女儿苏莉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华国锋作为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步行前往这所中学，在教室的后排座位坐下来。
当时的华国锋，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长一样，去出席家长会。
当时，正是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时候。学校领导要华国锋讲话，华国锋以家长的身份表态：“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么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后来，小莉插队落户到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1975年2月5日上午8时，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和几位大队干部到北京进行家庭访问，华国锋以家长身份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谈话中，陈永祥从华国锋那里得知，昨天夜里，辽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了地震，华国锋马上要乘飞机赶往那里。华国锋是利用出发前的一点时间接待他们的，因为华国锋认为他是家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来访。
1976年8月4日，唐山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后不久，华国锋就赶到那里。
华国锋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唐山的一片废墟中奔驰，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华国锋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余震发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发出响亮的轰鸣声。华国锋仍坚持讲话，鼓励大家战胜自然灾害……
2006年，为了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与华国锋的零距离接触》的文章，回忆了当时赶往唐山的华国锋：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刚刚过后与华国锋零距离接触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于抗震救灾的开滦吕家坨矿接到上级通知——下午，中央领导来矿视察（没说哪位领导）。
8月4日下午3点钟左右，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列由大约20多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鱼贯驶入开滦吕家坨矿东大门，一直开到在矿办公楼广场用简易棚搭成的矿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前停下来。等待迎接的领导及我们工作人员看到第一个走下车的竟是当时的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喜和兴奋。陆续走下车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北京军区、省军区、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还有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
时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的马庆云把各位领导迎进简易棚搭成的整个南面敞开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请领导入座后，他开始向华国锋代总理汇报吕家坨矿抗震救灾的工作情况。当时我作为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领导指定在现场作记录，因此有机会零距离与华国锋接触（两米左右），亲身目睹和聆听了华国锋在吕家坨矿的音容笑貌。
华国锋当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纽扣没有解开，因此满脸淌着汗珠。他的面色红润且严肃、凝重。他最关心的是职工群众的生活问题。当他问到生活用水是否解决时，马庆云回答已经解决并当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热水端到几位领导面前，请他们品尝。华国锋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几口，并点点头，面部显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副总理陈永贵则端起一碗一饮而尽。
之后，华国锋又询问了地震前矿井情况及地震后遭受损失、设施破坏、影响生产、抗灾措施等情况，马庆云一一作了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鲜为人知。当时可能是想把矿山的一切情况一股脑都向总理道出来，这个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矿党委书记的汇报始终没有停顿，忘记了给总理插话的机会。这时，坐在马庆云身后，拿着本子等待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部长肖寒有点着急，于是就在后面用手拉了一下马庆云，示意他多听总理的指示。他回头看看肖部长，好像没什么反应似的又继续不停顿地汇报起来。我在旁边看到此情景差点笑出声来。
后来华国锋停止了问话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广大职工要采取有力措施，抗震救灾，恢复生产，早日出煤。接下来，在局、矿领导陪同下，华国锋步行到被震坏的矿井主井井架下和洗煤厂厂房前看遭受破坏的情况，并向矿洗煤厂、机电科的几名中层领导询问具体情况、提出希望。大约在4点多钟，华国锋等领导怀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殷切期望离开了吕家坨矿。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视察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广大职工受到了巨大鼓舞，并以此为动力，掀起了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新，恢复生产的胜利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到1976年11月28日，在开滦实现了第一个全面恢复生产。11月29日，我亲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中听到了国务院专门为开滦吕家坨矿全面恢复生产发的贺电，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此贺电。
当时正在重病之中，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华国锋在唐山的照片，连连地点头……
正是由于华国锋在个人品质方面有着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称他是“老实人”。据中央警卫部队的退役战士回忆，华国锋在担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事务繁忙，可他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他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总是和蔼可亲，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对于工作人员签字、合影要求都是有求必应。
也正是因为华国锋具有“平民情结”，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对于华国锋持好感。
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