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华国锋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作出一个结论。
胡乔木还指出：
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等，都具有指导意义。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
于是，华国锋对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挫。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
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代表们纷纷指出，目前出现的思想分歧恰恰说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很有必要。这一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总结“**”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不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思想理论是非？怎样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代表们纷纷指出，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斗争焦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而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
这样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了。
代表们纷纷批评中央宣传部，批评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本来，中央宣传部理应积极组织、领导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应该设置种种禁区，下达种种禁令，阻止、压制这场大讨论。
代表们也纷纷批评《红旗》杂志编辑部，批评《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本来，《红旗》杂志作为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理应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起理论指导作用。然而，《红旗》杂志起初“不表态、不卷入”，后来甚至发展到组织写作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红旗》杂志自称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一花独放”，实际上这“一花”脱离了百花，脱离了真理。
代表们从批评中央宣传部、批评《红旗》杂志编辑部，进而不指名地批评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甚至不指名地批评中央主席华国锋。
代表们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直截了当地批评“两个凡是”。代表们还提出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以求对思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和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不能不对“两个凡是”表态了。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关于“凡是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但是华国锋解释说，提出“两个凡是”，是“从当时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运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这表明，华国锋对于大家的批评，内心并不服气。
华国锋还说，“华主席、党中央”这样的提法不妥，把主席放在党中央之前、之上，希望今后不要再这么讲了。
虽然华国锋以上关于“两个凡是”的检查讲得很不深刻，但是，起码华国锋已经承认“两个凡是”这话“讲得绝对了”，这本身就意味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巨大胜利。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突破口进行爆破，经过几个月的较量，终于迫使中央主席华国锋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这确实是巨大的胜利。
也正是这一巨大胜利，动摇了华国锋“英明领袖”的政治地位。虽说此后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央主席，但是中国的真正掌舵人从此转为邓小平。
汪东兴在小组会上也作了几句检讨和说明，只是讲了一些情况，没有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汪东兴毕竟也承认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是不妥的。
从此，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奉行了两年的“左”的“两个凡是”方针，得以初步否定。
华国锋提出“新的大跃进”
中央工作会议在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思想问题上克服了“左”的错误倾向之后，讨论了面临的经济问题。
因为全党的工作重心今后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必须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计划加以认真研究。
代表们仔细讨论了提交大会的三个经济问题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代表们在讨论中，批评了华国锋在经济工作上的急于求成、求大、求全的“左”的倾向。
十年浩劫，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推到了总崩溃的边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就急于把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工业──中国的国民经济——抓上去。但是，华国锋操之过急，过于浮躁，他提出的高指标，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在政治上的“左”，必然导致经济建设上的“左”。
应当说，华国锋有过多年的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但是，在“左”的急躁情绪的支配下，1976年12月，华国锋在山西昔阳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大会上，却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要求：
到1980年，全国要有1/3的县，建成大寨县！到1980年，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达到《纲要》指标！到1980年，全国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1977年1月19日，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这样，全国各地农村的土墙上，都刷出了大字标语：
为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全党动员，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时间，中国仿佛回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岁月！
农业要“跃进”，工业也要“跃进”。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举行，70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大庆开幕，在北京闭幕。
华国锋在大会上发出豪迈的号召：
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76年至1980年），全国至少要有1/3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
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要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步伐！
华国锋振臂高呼：
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局面！
这样，华国锋正式提出了“全面跃进”的口号。
在华国锋的“全面跃进”的口号鼓舞下，1977年7月8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这样大规模的“引进设备”的报告：
在“五五”计划后三年和“六五”计划期间，除抓紧1973年批准的43亿美元进口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建设投产以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其中有：2套大型化肥装置，2套化肥关键设备4套中间体原料装置；3套大型石油化肥成套设备，1套30万吨乙烯综合利用工程，4套化纤成套和关键设备，2套年产量200万~300万平方米的合成革装置，3套合成洗涤用品原料生产装置；大批石油勘探设备，1套年产1000万吨露天煤矿成套设备，1套60万千瓦或90万千瓦原子能电站，1套年产1200万吨采矿设备……以上各项目，8年内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基建投资需要400亿元。
如果说1958年领导下的“大跃进”是“土跃进”，那么如今在华国锋领导下的“大跃进”则地地道道成了“洋跃进”。
1977年9月11日，华国锋在国务院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
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
于是，各经济部门都“挽起袖子”，都“大干”起来，制定出各种高指标。
1978年2月，华国锋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便对当时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
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
在农业方面，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农业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5%以上，建设12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
从1978年至1985年的8年期间，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田，30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
要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基建投资总额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要引进外国先进设备22个大项目。
1978年7月，国务院提出了“组织新的大跃进”。
1978年9月30日，华国锋在中央、国务院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上致祝酒词，
明确地提出了“持续跃进”：
国民经济正在走上持续跃进的轨道。一个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局面已经出现。
“经济专家”陈云强调“稳重”
随着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方针遭到否定，政治上“左”的错误受到批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对华国锋在经济建设上的“左”的倾向也提出了批评。
代表们在讨论农业问题时，批评了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全国1/3县建成大寨县”等“左”的不切实际的指标，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作了重大修改，以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
代表们在讨论《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总结了1949年以来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一些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
代表们批评了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指出要吸取当年“大跃进”的教训。有的代表尖锐地指出：农业发展缓慢，除了、“四人帮”的破坏以外，还必须认真正视和检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年来我们总是反右，一些人总是觉得“左”比右好，在政治上瞎折腾。实际上，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错误作怪，政策太“左”。有的同志还检查了自己在领导农业工作当中所犯的瞎指挥、浮夸、说大话、空话，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等错误。所以，在领导农业方面，批“左”是最主要的。
也有代表指出：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根本则在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改进各级领导的工作作风，改善党和农民的关系。
对农民不能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能卡得太死，对农民要放开点，允许农民真正的自由和自主，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还有的代表指出，农村政策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变动太多，不能动不动就“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朝令夕改，无法取信于农民，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胡耀邦对农业问题很重视，在会上提出农村要“放开口子”。胡耀邦以为，从1958年以来在中国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不适合于中国农村。他所谓“放开口子”，也就是实行承包制。后来，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从1981年至1985年，每年所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讲的都是关于改革农业体制的问题。
陈云有着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被誉为党内的“经济专家”。当年，在发动“大跃进”时，正是陈云一次次建议降低指标，使“大跃进”的“热度”逐渐降下来。后来，陈云被斥为“右倾”而“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