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11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
在文山壮族自治州进行调查研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同志，最近在听取了州委、丘北县委和部分公社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之后，向他们强调指出，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实际出发。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勇于改正。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西藏——
11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
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任荣最近在拉萨地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会使我们更高地举起的伟大旗帜。我们都知道，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思想的基本特征。
河南——
11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
最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解放思想，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落到实处，做好各项工作。
在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中，迟迟不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的，是那个“伟大领袖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的湖南省。人们笑谓：“在中国，除了台湾省之外，就是湖南省没有表态了。”
不言而喻，湖南受着华国锋的深刻影响。直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一一表态，在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终于登出来自长沙的报道，湖南省委赶上了“末班车”：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在省委召开的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我们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他要求领导机关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以适应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样，从最早响应的甘肃，到最晚的湖南，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广州、兰州、南京、福州、济南、成都、新疆、昆明、北京、武汉、上海等地
部队首长们，也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
所有的这些表态，全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这清楚地表明“两个凡是”不得人心！
两个“特写镜头”
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中，笔者选取两个“特写镜头”，以使读者诸君一睹当年的热烈景象。
特写镜头之一，是《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由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当时名声大振，成了“热点报纸”。
不光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加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报纸，相继全部转载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在《光明日报》历史上是罕见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大大提高了《光明日报》的威信。《光明日报》的订户骤增。
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责任编辑、后来成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王强华告诉笔者，1979年1月，《光明日报》的发行量达到144万份，成为《光明日报》历史上最高的发行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在1978年5月，而《光明日报》在1979年1月达到发行量的顶峰，这个“时间差”，是因为人们订报纸大都是一年一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1978年的大轰动，使很多人决定在1979订《光明日报》。所以，在1979年，《光明日报》的发行量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巅。
特写镜头之二，是邢贲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都是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在当时，读者并不知道“特约评论员”是谁。
自称是“单干户”的邢贲思与他们不同，邢贲思的文章，一篇篇都是署真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据邢贲思告诉笔者，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30来篇文章，都署名“邢贲思”。由于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率太高，在发表《评有权即有理》一文时，才偶尔改署笔名“余思”。
于是，邢贲思成了“热点人物”。于是，各处、各地纷纷派人请邢贲思去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掀起了“报告热”。于是，一时间，邢贲思“云游”各处，一场报告接着一场报告，竟作了七八十场！
为什么各处会掀起“报告热”呢？
因为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必须字斟句酌，篇幅也有限，而报告则可以随便得多，可以透露种种幕后的内情，信息量也大得多。何况作报告时，还可以当场回答听众的问题，而当时人们不明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背景，巴不得有机会能够向知情者提问、寻求解疑。
据邢贲思回忆，他应邀在外交部作的报告，被整理成文字印发中国各驻外大使馆，
以使驻外人员了解国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情况。他在海军军以上干部读书班上作了报告。他在国防科工委、公安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作了报告。他还应邀去外地作报告。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通过夫人陈舜瑶邀请他到甘肃去作报告。陈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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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邢贲思，邢贲思应邀去甘肃，作了两场报告。他在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作了报告。他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邀请，去新疆作了三场报告，分
别针对汉族干部、维族干部和自治区党委。其中，给维族干部作报告时，还特地请来
了维族翻译，邢贲思讲一句，翻译翻一句，这是他一场很特殊的报告。胡福明、吴江、孙长江、汪子嵩、马沛文也应邀作了许多场报告。在一场场报告中，也曾发生有趣的“幕后新闻”：
1978年9月下旬，应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邀请，邢贲思去武汉，在湖北省一次很大规模的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一回，邢贲思与汪子嵩、马沛文同去，汪子嵩、马沛文也作了报告。他们在武汉作了报告，还在宜昌作了报告。
有趣的是，湖北的“两个凡是”派们听了报告，纷纷议论道：“陈书记怎么从北京请来了三个‘右派’作报告？”
据马沛文回忆，湖北有人说：“北京三同志的发言，超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好不吓煞人也！”
据汪子嵩告诉笔者，他去天津作报告时，发生了这样的小插曲：他在报告中，为了批驳吴冷西的那个电话，引用了的那句“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话。汪子嵩说，如果按“两个凡是”去办，那“吴冷西的灰尘”岂非要用“陈伯达的扫帚”去扫吗？
消息不胫而走。
汪子嵩刚回到北京，朋友们便告诉他，有人说他在天津“胡说八道”！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掀起的这阵“报告热”，毕竟对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
大讨论，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斗争依然是艰巨的。
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人们笑称：“《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不言而喻，这句话是套用了当年中国对于苏联的评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人民日报》顶住压力，大张旗鼓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以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威信——“《人民》上天”；《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声不吭，“不表态，不卷入”，所以读者冷漠《红旗》杂志——“《红旗》落地”！
其实，《红旗》杂志并不是“不表态，不卷入”，而是正在准备“积极卷入”！
前文已经提及，周扬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座谈会上，曾说过：“至今没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
其实，一篇“大文章”，从1978年7月底开始，正在“保持沉默”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一次又一次地起草、修改着……这篇“大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下达写作任务，由《红旗》杂志的一位副总编辑执笔起草的。
据云，在1978年7月3日，熊复在《红旗》杂志内部说了这么一段非常“深刻”的话：“我们要跟着华主席，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大民主方法，对付可能重新出现的像、、‘四人帮’那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
熊复所说的“像、、‘四人帮’那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指的是谁？谁都明白！
在1978年8月初，熊复曾这么谈及这篇“大文章”的设想：“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思想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
按照熊复的意见，那位副总编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在9月11日写出了初稿。文章有两万多字，题目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熊复请示了汪东兴。最初，汪东兴不同意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后来，汪东兴同意了，但是要把文章的标题改为《〈实践论〉的认识论》。后来，那位副总编把标题改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9月19日，这篇文章改出第三稿。文章分六部分，小标题为：
一、当前重温《实践论》对讨论实践标准问题的重大意义
二、重温《实践论》，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彻底批判、“四人帮”搞乱真理标准的罪行
四、正确认识理论指导与实践标准的关系
五、对怀疑论、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
六、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不断攀登真理的高峰这篇“大文章”，到底出自“权威性理论刊物”。文章以实践发展的“有限性”，论证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以此来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由于实践发展的有限性，带来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这表现为三种情况：第一，实践在一定条件的范围内，只能相对正确地检验某一认识的真理性……第二，实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对现有的一切理论和观点都作出正确的判断……第三，在某些实践中，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使实践结果带来局限性……
文章危言耸听，借用所谓“海外奇谈”对人们发出警告：
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真正的“海外奇谈”。谈些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是在“打破永不犯错误的神话”；是要“改变一直讳言犯错误的做法”；是要克服什么“晚年”的“僵化”，“解脱几十年来中国人奉若圣旨的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条束缚”；是要搞清“**”中“直接间接的责任问题”；等等。看来，他们是在把问题引向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轨道。
文章充分肯定了“**”——居然说“**”已经由“实践证明”是如何“正确”：
现在实践已经证明，经过“**”，我们已经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对症良方……像“**”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的；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狭隘眼界，都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这篇“大文章”最后在高呼“排除干扰”中结束：
批评家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迎接一个新的光辉的日出！
这篇“大文章”曾以红旗杂志社党委的名义，在1978年9月20日送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
不言而喻，这是一次“火力侦察”。
由于红旗杂志社这次“主动征求意见”泄露了“天机”，这才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吃惊地得知，长期保持沉默的《红旗》原来并不打算沉默，居然写出了这样违背历史潮流的“大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9月24日对这篇“大文章”提出了6条尖锐的批评意见。
这六条意见使红旗杂志社尝到了反击火力的猛烈。
这次“火力侦察”，使《红旗》杂志不敢贸然公开发表那篇“大文章”。他们从第10期推到第11期，从第11期又推到第2期，而到了第12期，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拥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文章”终于无法推出，胎死腹中。
另外，他们曾将此文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胡耀邦后来在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曾这么说及：
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虽然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同意《红旗》杂志发表《重温〈实践论〉》一文，不过却因此导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也许，这也是《重温〈实践论〉》一文的“功绩”。当然，倘若《重温〈实践论〉》一文在当时如果能够在《红旗》杂志推出，会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更加有声有色！
谭震林给《红旗》出了难题
北京中央报刊的“三比一”阵势，非常鲜明。《红旗》杂志坚持着“两个凡是”的立场。
就在红旗杂志社一再推迟那篇“大文章”的发表之际，另一篇文章却又使他们陷入无比尴尬之中……
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主动约来的。
1978年12月26日，是诞辰85周年。这是去世后，第一个逢五的诞辰。《红旗》杂志考虑应在第12期发表纪念的文章。
找谁写好呢？《红旗》杂志编辑部把老干部的名单进行“扫描”，选中了谭震林。
论资格，谭震林够老的了；论与的交情，谭震林够深的了。
特别是在“文革”中，多次提出，“要保谭震林”。所以，从“两个凡是”的角度来看，选择谭震林来写纪念的文章，也是非常合适的。
谭震林，1902年生于湖南攸县。1926年加入中国。1927年11月，当井冈山工农兵政府成立时，谭震林便担任主席。不久，他认识了。所以，谭震林是在井冈山上的老战友。
红军长征之后，谭震林留在闽西南领导游击战争。后来担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
1949年，谭震林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4年，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副秘书长。1962年任国务院农村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