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邓小平终于复出。邓小平一出来，就朝“两个凡是”开了一炮。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
打倒，
大家喊声齐。
打倒，
惊恐吃不消。
打倒邓小平，
谁也弄不清。
打倒，
都拍手掌心。
这是流传在北京的一首歌谣。
所谓“打倒，大家喊声齐”，是指“文革”初期，在的领导下，打倒，那时人们听命于“伟大领袖”，所以“喊声齐”。
在打倒时，由于事件突然爆发，原本是“副统帅”、“接班人”的，在一夜之间成了“叛国投敌犯”，难怪老百姓“惊恐吃不消”。
至于“打倒邓小平”，真的“谁也弄不清”。
终于打倒了，老百姓个个“都拍手掌心”。
这首歌谣，生动地勾画出中国的老百姓经历四次政治大变动时的不同心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位“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会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千千万万人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人期望着，邓小平早日复出。邓小平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奇迹的人物。
早在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中央“左”派们发动对的批判，涉及支持的邓小平。邓小平被称为“毛派”的头子，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后来，在1935年1月初，邓小平复出，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出席了遵义会议。
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指责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在1966年1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第二次被打倒。然而，他又在1973年4月12日奇迹般出现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他成功地第二次复出。
接着，在1976年4月的“事件”中，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所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
邓小平会不会、能不能第三次重新站起来呢？
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亦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接着，胡耀邦说道：“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什么是人心呢？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这三句话是：
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务必请你把我的话带给你爸爸。”
胡耀邦又问叶选宁道：“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如果你能够见到华主席，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胡耀邦告诉叶选宁，他跟华国锋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所以他请叶选宁把话捎给华国锋。
叶剑英是邓小平坚定的老战友。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那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时刻，他亲自给邓小平打电话，通报扫落四颗灾星的喜讯。
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知道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于翌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华国锋仍然强调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样，叶剑英不得不在此后不久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这时，马上表示赞同叶剑英的话。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
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由于叶剑英的关心和支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的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了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守江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叶剑英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刚装修完的南楼五层、还未起用的外科病房，供邓小平一人使用，以保证他的安全。叶剑英要求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12月12日、13日，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等为邓小平会诊，建议手术治疗。
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
12月24日，邓小平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手术后，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等领导相继看望邓小平。
在手术康复之后，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邓小平被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4人一起与他谈话，介绍粉碎“四人帮”的经过。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和全家住进西山军委25号楼。25号楼是王洪文住过的，在山上最高处，从车道下来就是叶剑英住的15号楼。
然而华国锋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讲话，还是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为邓小平平反，毕竟是亿万人民的呼声。李冬民在北京长安街上刷出的大字标语，就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之后，据邓力群回忆：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
1977年2月8日，中央发出华国锋批准的《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邓”的“反革命案件”为由头，指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
《通知》要求，要稳准狠地打击政治谣言的制造者，要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要健全和改进传达报告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
这一《通知》实际上就是声言，谁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谁就是“反对华主席”，谁就是“反革命”。《通知》要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权威，封住人们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呼声。
当时，四川省江津县一位名叫聂坤映的青年工人，犯了所谓“反革命攻击罪”，其实，他的“恶毒攻击”不过是：“该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胡说什么粉碎‘四人帮’不只是华主席一人的功劳，还有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的功劳。要不是几个老帅给华撑起，他就奈何不了‘四人帮’。”
此后，根据中央这一《通知》的精神，3月28日，国务院下发3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攻击、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
华国锋左右为难
尽管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阻力重重，叶剑英却干脆把邓小平从接到北京西山疗养。叶剑英住西山15号楼，他让邓小平住不远处的25号楼。如同邓力群所回忆：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
邓小平是否复出，使华国锋左右为难。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的决策，是不能违反的，是不可能让邓小平复出的。然而叶剑英等老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一而再、再而三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工作，这给华国锋以巨大的压力。
华国锋陷于左右为难之中。他一方面依然在讲话中强调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又称要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这样一番话：
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的遗志？
华国锋后来也曾这样解释：
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
基于以上的考虑，华国锋强调“两个凡是”，以“继承的遗志”来继续推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毕竟去世、抓捕“四人帮”这两件大事，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复出，已经是不可阻挡、势在必行的了。
1977年2月18日，丁巳年春节，虽说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报上仍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家中却颇为热闹。叶剑英来了，来了，王震来了，胡耀邦和万里也来了。这么多客人来向邓小平拜年，这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拥护邓小平，热切地盼望邓小平早日第三次复出。
华国锋的讲话使“气温”骤降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工作会议。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
华国锋和汪东兴抢先在一个来月前的1977年2月7日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其实是想预先给这次会议定好调子，即在“两个凡是”的轨道上运行。
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销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作为方毅的助手，出席了这次会议。据吴明瑜回忆，3月9日下午，方毅和他前往京西宾馆报到时，那热烈的气氛是多年来罕见的。
那是因为大批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头一回在这里大聚会。老战友们劫后重逢，怎不激动万分？吴明瑜记得，胡耀邦来报到，康克清来报到，许世友来报到，吕正操来报到，都和方毅紧紧握手。
也真巧，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明瑜与另外一位作者合写的文章，为胡耀邦在1975年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批判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对这一提纲的错误批判。
正因为这样，胡耀邦那天显得特别高兴。很多人见到胡耀邦就说：“《人民日报》今天为你‘平反’啦！”
胡耀邦得知文章是吴明瑜与另一作者起草的，所以也就很热烈地跟吴明瑜谈了起来。当时，由于胡耀邦刚刚“解放”，没有助手，出席会议时就由吴明瑜兼做他的助手。这样，吴明瑜在会上担任了方毅和胡耀邦两人的助手。
胡耀邦、方毅和康克清三人决定在会上作联合发言，推举胡耀邦为三人的代表，
由胡耀邦发言。吴明瑜协助胡耀邦起草联合发言稿。可是，胡耀邦竟然没有在会上发言。许多老干部也取消了原本打算在会上的发言。这是因为从3月14日起，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温”骤降。这天，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华国锋的讲话，使老干部们大失所望。
华国锋说：
凡是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央主席，直接提出“两个凡是”。
从吴德讲话到《人民日报》社论，到华国锋的讲话，虽然几种“两个凡是”版本不同，文字略有出入，但意思是一样的。这次华国锋直接提出了“两个凡是”，顿时使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众多老干部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报到时的那股热烈的气氛不见了。
既然要“两个凡是”，胡耀邦还能说什么呢？他当然取消了发言！
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这时，陈云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表示应当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陈云在党内富有威望。早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陈云便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1956年9月，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毛、刘、周、朱相继去世，只剩下陈云和邓小平依然健在。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陈云是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王震巧妙地跟华国锋唱对台戏——华国锋说为“事件”平反是“为‘四人帮’翻案”，而王震却说“谁不承认‘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