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张春桥提出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口号，知识分子被臭骂为“臭老九”。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马上提出应该尊重知识分子，重视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作用。邓小平说：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也正因为邓小平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教育，所以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后，主动要求主管科教工作。邓小平后来在1977年8月8日这么谈及：
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邓小平毕竟拥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早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
《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华国锋
1977年5月的变化是巨大的：
3日，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
6日，邓小平“出来”；
24日，邓小平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也就在1977年5月，一桩发生在幕后的事，使华国锋极为不快：人民日报社有人整理了一份材料，使华国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生动摇……
在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发表了长篇重要理论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华国锋的这一文章，是以“学习《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发表的。
《选集》第五卷，是在1977年4月15日起在全国发行的，首批便发行了2800万册！
《选集》第五卷，其实收入了许多反映晚年“左”的错误的文章。华国锋却号召掀起学习《选集》第五卷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一学习，把晚年的许多“左”的思想作为思想灌输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头脑之中。
在编辑《选集》第五卷时，编辑们很注意删除有碍“两个凡是”的字句。例如，《选集》第五卷中，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原本有一句：
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误。我也犯过错误，而且从错误中得到好处。
这句话，显然与“两个凡是”格格不入。因为“也犯过错误”，那就是说，的话未必“句句是真理”，内中也有错话。于是，的这句话，在公开出版的《选集》第五卷中，再也找不到了！
中央在1977年4月7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学习《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华国锋在5月1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实际上也就是点明《选集》第五卷的“主题”——学习《选集》第五卷主要学什么。
华国锋强调指出：
贯穿在《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华国锋这样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的党，武装了广大群众。由于有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党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下，及时地粉碎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没有能在我国重演。我们党粉碎“四人帮”，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的又一伟大胜利。
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
这样，华国锋就把“两个凡是”加以阐发，把“照过去方针办”加以阐发：“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
华国锋最要“维护”的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照的“过去方针办”，内中最主要是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办。所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了华国锋的理论支柱。
就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发表不久，《人民日报》却在该社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刊登《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调查，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不是的原话。
《人民日报》的《情况汇报》，是印发高层参考的。这下子，在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份来自《人民日报》的材料，着眼于揭批“四人帮”，据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提出的，却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所“伪造”的！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的理论，那就意味着华国锋的理论支柱要倒塌！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是否正确倒是次要的，对于华国锋来说，这一理论是不是的理论却是至关重要的。按照“两个凡是”，只有对的理论，才“坚决维护”。倘若不是的理论，华国锋就不能“坚决维护”并用作理论支柱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会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一伙所“伪造”的呢？
据查，在所有的讲话、所有的文章以及批示中，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提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67年11月6日中央两报一刊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所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之中。社论结合当时苏联的情况，指责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指出：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除了防御国内外敌人用武力颠覆政权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走上
“和平演变”的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背叛，充当了国际无产阶级最大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他是当之无愧的。
社论接着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同志对国际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
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社论分6方面论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自从这篇社论问世以来，中国的报刊就不时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都把这一理论说成是提出的。这一社论是根据康生的点子，由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是起草者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6个要点，也是起草者用在各种场合下讲的话，串在一起编成的。最令人惊讶的是，下面的这段话，并非的原话，在社论中却用黑体字排印：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按“文革”惯例，只有的“最高指示”，才用黑体字排印。此后，这段话被作为“语录”广泛引用。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全面专政论”正符合了晚年的“左”的思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所以在社论写好后，送审阅时，同意发表。
这样，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后来被写入党章，甚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很符合华国锋的“左”的思想，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最重要的理论加以继承。
在批判“四人帮”之际，《人民日报》理论部知道内情的人，便把那篇社论起草的内幕捅了出去。很快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一位高层人士的电话，批评他们不应该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捅出去。因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华国锋的威信，关系到华国锋的“理论基础”……
那位高层人士说，虽然那些话是陈伯达加的，但是是同意的，还说“加得好”。所以，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的理论……
但是，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人们开始对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议论纷纷——尽管当时许多人的认识还只是从“两个凡是”出发，停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提出来、要不要执行这一点上，尚未去思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的是非……
邓小平成为“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只是出来工作，只是表示了要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但是他还没有正式恢复职务，也没有在公众场合亮相。
两个月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
叶剑英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一段对华国锋寄予厚望的话：“领导要稳定。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邓小平出现在十届三中全会会场。
后来，在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曾这样回忆说：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会议。
这次中央全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中央委员主席、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
第二项，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三项，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第四项，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四项决定中，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是早已所料之中的，唯有第二项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引起的震动最大。
这时，中央主席为华国锋。
中央副主席的变化较多：
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副主席原本为5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1975年1月，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中央副主席减为4人；
1975年1月，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副主席仍为5人；
1975年12月，康生病逝，中央副主席减为4人；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中央副主席减为3人；
1976年4月，撤销邓小平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中央副主席减为2人；
1976年4月，增选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副主席增至3人；
1976年10月，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也就不担任副主席了，使中央副主席减为2人；
1976年10月，由于王洪文被捕，使中央副主席实际上只剩叶剑英1人（王洪文的中央副主席职务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才被正式撤销）；
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由于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使中央副主席增至2人，即叶剑英、邓小平。
这样，邓小平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第三号人物”——实际上，由于叶剑英年事已高，邓小平很快就成了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这样，在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三驾马车”式的新的领导核心。这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平.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德生。
在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地位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是汪东兴。
邓小平从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迹般第三次复出，一时间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
不过，这时邓小平只是刚刚恢复职务，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占统治地位。
在华国锋的主持下，这次会议认为“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以及为实现这个“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这次会议还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实际上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中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
会议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是仍然认定“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甚至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虽说随着邓小平的恢复职务而从此不再继续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会议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十届三中全会是为召开十一大作准备。在会上，印发了华国锋将在
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华国锋政治报告的基调，便是“两个凡是”。
有一个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看了华国锋政治报告稿，吹捧道：“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字字句句闪金光！”这话上了会议的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