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是思想的起点。任何人，如果他对其所面对、所接触的任何事物都不发生疑问，心中没有问题，也就没有思想的必要，也就不用去思想了。某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它是怎样发生的？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它对我们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有了这些疑问，人们才会去思考，才会对这个事物作出评判。否则，只能是“江山依旧”。
幸好，我们有诸如胡适这样的，不断寻求改变的人。
11月29日夜，胡适最后一次，修正了他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这是他们准备联名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提交的议案。
中国古代文言文一般是不用标点符号的，古代读书人首先要下“句读”的功夫。其实，古代的外国人也不用标点符号。新式标点符号，只是五六百年前出现并推广使用的“新事物”。
不用标点符号，不等于说不用断句。这个断句，是要读者自己来做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视断句训练。《礼记•学记》记载：“一年视离经辨志”，即学生入学一年就要考核“离经辨志”的能力。所谓“离经”，是指离析经文文句，也就是断句；所谓“辨志”，是指辨解文句内容。
其实，离经和辨志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标点文言文的过程就是提高阅读能力的过程。标点有误，反映出对原文的理解必定有错误。只有反复考察原文，弄懂原文的含义，才能正确地标点断句。
古人把阅读文章的断句功夫，叫作“句读（dòu）”。私塾老师教授学生时，红笔断句，学生水平提高以后，不需句读，就能够通读文章。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即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作“读”，用点来标记。所以，古人常用“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我国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是在我国古代的“句读”“圈点”等标点和符号的基础上，再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标点符号，经过百余年的使用改造融合而成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外国的技术，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西洋标点便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
清末的外交官张德彝，是我国第一个介绍西方标点符号的人。张德彝祖籍福建，同文馆英文班学生，曾先后八次出国游历，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闻见录。同文馆是清政府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置的一所近代外语学校。张德彝随浦安臣使团出使欧美，1868-1869年写出《再述奇》(今名《欧美环游记》)，记述了他在美、英、法三国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见闻。其中有一段对西洋标点符号的叙述，是最早介绍西洋标点的文字。
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著书立说的人，是启蒙思想家严复。严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了解中西文化的某些差异。1904年，他在所著的《英文汉话》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标点符号，这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而大张旗鼓地号召在社会上推广使用标点符号，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革新运动，有不少文章、书信提到了使用标点的问题，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字改良观》，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自创刊之日起，一直坚持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对新式标点符号的创制实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留学期间，胡适曾先后担任《学生英文月报》《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的主编，同时还进行了一些学术著述。
1914至1916年他曾在日记中多次记下自己对创制新式标点符号的设想，这些日记先在友人中传阅，后来收入《藏晖室札记》。
1915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之约，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凡三昼夜始成，约一万字”，全面阐述了他对句读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并且进行了符号的实际创制。1918年胡适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这套符号进行增删改易，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的雏形。
此议案后来获得通过，作为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2月训令第53号公布。
新式标点符号的颁行，对方便了人们的阅读，节省读书时间，普及教育的作用意义深远。
毫无疑问，对此，胡适功不可灭。
12月17日是北大校庆纪念日，杜威演讲《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仍由胡适担任翻译。
这一年中，胡适在白话诗创作翻译上取得不少的成绩，白话译诗有《关不住了》、《希望》，所作白话诗除了《威权》外，还有《一涵》、《送任叔永回四川》、《一颗星儿》、《我的儿子》、《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
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导者一样，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新文学，而且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努力做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作过广泛的大胆试验，而最先尝试的是白话诗。
当《新青年》最先号召文学革命的时候，它所载的文章却全是文言的。陈独秀、李大钊的议论文字，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刘半农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较为通俗，但也还都是文言。只有胡适的翻译小说和诗是白话，是《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
胡适尝试做白话诗，还是在美国留学，与朋友们争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要征服诗的堡垒，谈何容易！用白话作诗，比小说戏曲不知要难多少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旧诗在古典文学领域是最有光彩的一环，有过许多诗的黄金时代，有无数脍炙人口的篇章。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经过长期的流传和锻炼，已经越来越严格烦琐，成了束缚创造的枷锁镣铐；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却又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我国的小说、戏曲等一些部门，曾经产生过许多白话作品，虽然被视为“小道”“旁门”，但有的流传很广，声誉甚高；而诗歌领域，不仅白话诗作极少，即有诗人偶尔做几首白话诗，成就也远逊于文言诗。
正因为如此，旧诗虽然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诗国的领地却仍然似乎神圣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旧诗的堡垒面前望而却步。
可胡适的决心也很大。从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诗词，决心试验作白话诗
经过四年的尝试和创作积累，胡适的白话诗居然有了好几十首，诗稿积了厚厚的一叠。1919年8月，他编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翻开《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虽然是白话做的，却多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仍未摆脱五、七言诗及小令的句调格律的束缚，遗留着旧体诗词的明显瘢痕。
所以胡适自己也多次以脚喻诗，说道：“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尝试集》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诗体的解放”。但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要摆脱旧形式的束缚，道路毕竟艰难，出一些“放脚鞋样”的改良体诗，也就难免了。
胡适的《尝试集》名副其实，尽管在艺术水平等方面尚属“尝试”，但其开创之功和尝试精神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尝试集》出版后，“适之体”曾风靡一时。
胡适在《自序》里说：“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试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