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被递解后，他的老师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大受惊吓。
王闿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一八八零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世凯邀请，袁世凯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三年四月五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
路过湖北时，段芝贵曾设宴招待。
这是个极风趣之人，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
他嬉笑着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
他同样用嘻嘻哈哈的态度对待袁世凯，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袁世凯拿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学究没有办法，听说此事后只一笑了之。
王闿运对徐世昌还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他为政事堂拟的横匾是“清风徐来”。
这样的人胆子其实都不大，宋育仁案发后，他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径返湖南。
袁世凯遂派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王闿运就任国史馆长时，有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不知王闿运怎么得罪了谭启瑞，竟上书告发王闿运“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
黄汉湘是受另一复辟案牵连被逮。
谭启瑞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闿运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
袁世凯派人去找王闿运，问如何整顿？
王闿运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
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
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
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八千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
有一次王馆长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
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
王闿运责问教育部，欠两个多月的经费，为何只给拨一个月的费用？
有人告诉他这还是因为他的面子大，总长特殊照顾，教育部的日子更不好过。
王闿运为一介书生，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管事不知道管事难，不管钱不知道没钱的滋味。
加之，一反起复辟，他这样的老家伙人人自危，何况他脑后还一直拖着辫子。
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如夫人”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这官实在不是好当的。
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妙。
于是他把印信交出，但没人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
印信又交了几处无人收后，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儿媳妇。
他的这位四儿媳妇可不是一般人，名气大得很。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
杨度对他这个妹妹是特别地溺爱，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
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
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他的哥哥杨度，杨代王转呈袁世凯，请示办法。袁世凯顺势派杨度为国史馆副馆长，代理馆务。
王闿运弃印潜归，留书告别“慰亭老侄总统”离京后，肃政厅提出弹劾案，责其擅离职守。
袁世凯将王闿运等人招到麾下，并不是想指望着些人为他独当一面，也没指望着些人干成什么事。只是想让他们装潢门面，显示自己人才尽用。这样的人走就走了，尤其这王闿运，袁世凯正看他不顺眼，巴不得快点滚蛋。
弹劾就免了，大总统以王闿运“年高德劭，不予深究”而了事。
当复辟风刮起的时候，紫禁城里逊清小朝廷当然也听到了风声，有好些人无疑是满怀期待的。小朝廷里边的人，和外边的遗老遗少也是有动作的。
突入其来的反复辟，袁世凯反复辟的态度又那么坚决，吓得故宫里的逊清小朝廷慌了手脚。
因为怕引火烧身，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内宫管事志锜向袁世凯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世凯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
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好言劝慰了一番。
民国三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上了岁数的人说，他们活了一辈子，从没经历过这么冷的天。冷到什么程度？守夜的警察竟冻死了好几个人。
北京的政局，好像也如天气一样低沉。复辟案把京城的遗老遗少搞得如惊弓之鸟，人心惶惶。袁世凯在反复辟的同时，狠抓的另一宗事，也让这些习惯于吃喝玩乐的人很不痛快。就是厉行禁赌和娼禁，禁赌的风声尤其紧。
都知道袁世凯在年轻时，因为赌吃过大亏，他对赌是深恶痛绝。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
任直隶总督时期，袁世凯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予以打击,并停办了顺直义赈彩票。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
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一九一二年六月颁发《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但是，赌博的恶习在北京已经根深蒂固。《暂行新刑律》刚发布时，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风头一过，人们便将禁赌的事抛到了脑后。特别是袁世凯政.府的一些大小官员，也常出入赌场，更助长了赌博之风。
曹汝霖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介绍，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赌博之风日盛，一些政.府大员通宵达旦豪赌，第二天根本没有精力处理政务，有的甚至连国务会议也迟到。袁世凯对此非常不满，密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彻查呈报。
吴炳湘当然知道这些人物都是何路神仙，哪敢得罪。
当时北洋内部好此道者有梁士诒、孙宝琦、段芝贵、王克敏、潘复等，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有晚孙宝琦在梁士诒家打麻将，凌晨方归，倦眼迷矇，竟一头撞在院内假山上，碰得鲜血直流。
曹汝霖在书中这样写道：“翌晨入府，项城(袁世凯)已侦知此事，故意问道，君何额忽有伤？慕韩(孙宝琦)答以小疖忽破，出了一点血。项城笑道，噢！未必吧，晚上总以少出为是。”
这一次，袁世凯加大了禁赌的力度，并从官员身上抓起。特别是高官，好赌之人，袁世凯都让人打了招呼。
所谓抓不抓，是不一样的，大抓小抓，花得气力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有文记载：“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
“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
“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
“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
这样的情势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和法制社会相比，人治社会的局限在于，光有法是不够的。如果当权者不重视，不花大气力抓，再严苛的法也会被人们当作耳边风。而对法的贯彻执行，又常常以搞运动的形式出现，风头浪尖上，人们会很当回事。过了一些时间，或者当权者又力推别件事了，便会慢慢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