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胡适因为主张对日的不抵抗，使他一生都饱受诟病和指责。有人甚至认为他有汉奸行为。
更有人说，他的不抵抗主义，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早在留美时期，他就是老子的“不争”哲学和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当年留美同学，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却力主“温和”“冷静”，反对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学骂为“木石心肠”。时光流逝了近20个春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新的侵华暴行，胡适还是重弹不抵抗的老调。
还有人说，胡适在日本侵略者的先进武器面前吓破了胆，所以才一味妥协求和。
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抨击胡适的人经常引用胡适的这一段话：“仅仅用武力征服中国是不够的，日本要想彻底征服中国，只有一个法子可行，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由此，给胡适安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的帽子。
其实这是对胡适的断章取义。胡适的原话是； “ 萧伯纳先生（George Bemard Shaw）在2月24日对我说：‘日本人决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决不能征服中国的。’（这句话，他前几天在东京也一字不改的对日本的新闻访员说了。） 我那天对他说：‘是的，日本人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句话不是有意学萧伯纳先生的腔调，这是我平生屡次很诚恳的对日本朋友的忠告。这是我在这个好像最不适宜的时候要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国民的话。”
“中国民族的心”怎么可以征服？不但中国，试问世界上哪一个民族的民族心是可以征服的？胡适这里不过是说了一句反讽的话。
而与此同时，胡适在他的《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一文中义正言辞：“我们还可以断言：那也只是中国人的血与肉的暂时屈伏，那也绝不能够减低一丝一毫中国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绝不会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长强大的：也许只有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我们的民族才会真正猛烈的变成日本的永久的敌人！……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难消除的了。但这一个仇恨最烈最深的时候，也许正是心理转变最容易的时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这一点觉悟与不觉悟的关头上。 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已大胆的宣言了：‘日本人停止不侵略中国就行。’ 我们也可以回答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只有日本人彻底忏悔侵略中国，是征服中国的唯一的方法。’”
战争和暴力，直接的必然的结果是造成对社会财富的极大破坏，和给人民带来不尽的苦难。比如中日战争，不光被侵略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受害者，其实日本和日本人民同样是受害者。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对于从战争中获利的极少数人，他们的名和利不过是建筑在“万骨枯”上。发动战争的人，或可以得逞与一时，但终究会被写在历史的耻辱簿上。比如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日本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胡适做为有博大胸怀的世界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一贯反对暴力，一贯反对战争。他的眼光，他的胸怀，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不能够理解的。在这一方面，胡适同样是孤独的。
其实，即便是对胡适不能理解，纵观胡适在这个时期的言行，不难发现，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表明，他不过是在竭力阻止战争的发生；只要有一分希望，他都不愿意放弃。他这样做有错吗？给他扣上汉奸和怕死鬼的帽子，实在是很可笑的。
而且，胡适在一段时间里主张和谈和妥协，也来自于对中日力量和中国国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说：“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胡适并不是一味的求和，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胡适的思想也随即发生了变化。
胡适在他的《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写道：“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人都应 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 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交涉。““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绝不可在 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成我们的时候先把土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 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返顾的了。我 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 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我们要准备牺牲， 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
而在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胡适更是彻底丢掉了和平幻，想，积极投身到了抗日救亡之中了。
1933年5月23日，离北平60余里的怀柔县附近，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五十九军的一千多名将士，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壮烈的血战。
战斗从早晨四时开始。中国健儿们冒着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赶筑阵地，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坚守到了下午，因为停战协定已签订，上级便命令他们撤退。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又听到那丧权辱国的停战消息，更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抗敌机会，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7时才撤下阵地。在这次战役中，有203位将士壮烈殉国。
后来，国民政府将这些抗日战死将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树碑纪念。傅作义将军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胡氏欣然允诺，并为抗敌将士“最壮烈的血战”所感动，以极端敬仰的深情，写了一篇白话碑文，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
碑文中愤怒谴责《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热烈歌颂抗敌将士的壮烈血战和英勇殉国的精神，说“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最后的铭文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203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吞并华北五省。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军的压力，6月初，由亲日派大将何应钦出马，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断送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又取缔反日运动，“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掩藏”，连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也在“取缔”之列。胆小的何应钦“打了几个电报给傅作义，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
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森题写的“河山壮气”一个匾。
7月5日，胡适曾随同傅作义将军同去绥远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胡适原来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这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竟被国民党政府自己先“埋葬”了！
胡适站在这203个国殇的墓前，真是不胜感慨，悲愤交集，援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词云：“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1936年5月间，华北局势“曾有很大的混沌酝酿”，投降气氛颇为浓厚。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侵略者订立了秘密的《华北防共协定》。
但宋哲元统率的二十九军，这支在长城奋起抗日过的军队，5月30日夜的干部会议，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
胡适得知此情，于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进一步晓以民族大义，言道：“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