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考察期间，受梁启超的委托，蔡元培还拜访了著名的哲学家奥伊肯。同时，通过张君劢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联系，敦请这两位学者访华。后来，奥伊肯自己确有困难，推荐了杜里舒来华讲学。
奥伊肯，生于德国东弗里西亚奥利希城一个邮局管理人家庭，母亲是传教士的女儿，虔信宗教。奥伊肯自小便喜欢深思人生，酷爱读书。1863年入哥廷根大学，一度去柏林大学学习，主要兴趣是古代哲学和历史，特别喜欢亚里斯多德。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员。1871年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1874年任耶拿大学教授，直至1920年退休。40多年中，每天黎明前在河边林间空地讲学，深受学生欢迎。其间，曾以交换学者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
奥伊肯的主要著作有：《近代思想的主潮》（1878）、《精神生活在人类意识和行为中的统一》（1887）、《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为精神生活的内容而战》（1896）、《宗教之真理》（1901）、《一个新人生观的基本路线》（1906）、《人生的意义与价值》（1907）、《认识与生命》（1912）、《当代伦理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1913）、《奥伊肯论文集》（1914）、《人与世界──生命的哲学》（1918）、《人生回顾》（1920）等。他的著作文字晓畅易懂，毫无康德、黑格尔式文体的晦涩，洋溢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热情。
1908年，为了“表彰他对新知地热切探求、思想的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许多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杜里舒（外文名Hans Driesch，1867～1941年），德国人，生机主义哲学家
生机主义哲学又称为生机论、活力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法等国流行的一种哲学观点，属于生命哲学的一种。
这种哲学观主要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利用生物学、生理学等科学发现来论证其观点。生机论主张生物自身的发展、变化并不受物理、化学原则的支配，而是因为生物体内部有一种自主自在的动力，这种动力自由释放、不可度量，是非理性的。
与之相对的机械论则主张生物的生、老和繁殖等现象，像机械一样受自然界的物理、化学原则支配。杜里舒利用实验生物学的方法，以不可验的动力说明生物自身具有特别的自主性，提出了形而上学的生机论，即新生机论。
他在《生机论之哲学》的演讲中，以三个生物自主律的证明，提出了生机论最有力的证据，
第一，杜里舒通过试验发现，在海胆卵分裂过程中，任取其中的一个细胞或者将其细胞扰乱，都能发展成为一完整的幼虫。他认为这是因为“每一细胞都有发展成一生机体之可能”。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平等可能系统”。杜里舒把生物学上的这种现象升华为一种哲学理论，提出了他的生机哲学的基本概念。
第二，从生物的发生来看，任何生物体最终都是由一个细胞分裂发展而来的，这个细胞经过无数次分裂而终于形成一复杂的生机体。机器不能经多次分裂还是一完整的机器，所以生物的遗传与发生不能由机器说解释。
第三，他认为“行动的特点，第一靠他的历史的基础”。他解释说，以前的刺激和事实便是历史的基础。关于历史的基础方面，不只人有，动物也有，机械论对此无法进行解释。
1922年10月14日，杜里舒偕同夫人乘船抵达上海，其后杜里舒在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天津等地进行巡回演讲（至1923年6 月）。其讲演稿由张君劢、瞿世英等翻译和整理出版了《杜里舒演讲录》（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留在南京大学（时称国立东南大学）授课一学期，开出“生机哲学”、“哲学史”、“欧美新近哲学思潮”等课程。
此次欧洲之行，对蔡元培来说，可谓是对欧洲人文传统和近代文明的一次巡礼。他参观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机关、设施、名胜、景观，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加全面具体的了解。他瞻仰了卢梭、黑格尔的故居，参观了拿破仑一世的纪念馆。又一次重游了莱比锡，再次光顾了歌德写作《浮士德》的奥爱布赫小酒馆，也漫游了古气森森的庞培城和古罗马时代遗留下的建筑群，有幸饱览了梵蒂冈教皇宫内的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艺术杰作。
与此同时，他也广泛领略了近代科技的辉煌成果。曾非常有兴致地参观了巴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的语音实验设备，走访了六O六发明人欧立希的研究所，还现场直观体现先进医疗技术的复杂手术。
保罗•欧立希是一名年轻的德国医生，为了有效杀死细菌并且减轻患者痛苦。在他的老师科赫首创的“细菌染色法”的提示下，经过长期的试验，最后通过对一个名叫“阿托西”的治疗非洲锥虫病的药物进行结构改变，终于在1909年的春天，他研究的“阿托西” 六O六号药剂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个药物被人们称为“梅毒的克星”。
另一方面，蔡元培也切身体会到了欧战给各国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特别是一位德国教授所表现出来的急切复仇情绪，给蔡元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使他深刻体会到了，《凡尔赛条约》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的勒索，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和民族仇恨。
想到自己和同学们曾经做为战胜国的欣喜若狂，却从没有为失败国人民的一方着想过，蔡元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到的是，战争对这个世界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激起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特别是人民之间的仇恨，有时比财产损失对这个世界破坏更大。
在异国他乡，蔡元培见到不少留学或旅居的学生和朋友，诸如傅斯年、刘半农，章行严、徐志摩、林语堂等。他的许多活动，都是这些人陪同的。
1921年6.月.4.日，蔡元培从法国乘船到了美国纽约。
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去码头迎接他，发现他只带很少的行李，没带秘书，也没带随从，竟然是孤身一人，其本身就像一位年长的留学生。他没去惊动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和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就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小旅馆里。
杨荫榆看到大家众星捧月的情景，不禁感叹道：“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在一次欢迎会上，蔡元培先讲“点石成金”的故事，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蔡元培讲这个故事，用意是要启发中国留学生，学习专门知识固然重要，掌握科学方法才是关键。
他说：“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老校长的这番谆谆教导，足够大家欢喜受用一生。
蔡元培是第一次踏上美国这个“新大陆”。他由东向西，遍访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重要城市，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国会图书馆、卡耐基研究院等学校和机构。与孟禄、李佳白、芮恩施等知名人士会晤。
孟禄（Paul Monroe，1869年—1947年）美国教育家。生于印第安纳州，189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0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15～1923年任该院院长。是教育“心理起源论”的代表人物。
李佳白，英文名“Gilbert Reid”（1857～1927），近代美国在华传教士。尚贤堂及其报刊创办人。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美国学者、外交官，美国当时著名的远东事务权威之一，1913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
蔡元培在这个新兴的国度，充分体味到了崇尚实用的学术风气。即使在“形而上”领域，也呈现“实用哲学渐超过于康德黑格尔派之观念论”的趋势。
与在欧洲不同的是，蔡元培每到一地必作讲演，总计达三十余次。演说内容大多涉及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介绍和东西文化融合的思想。也向国外华人介绍北大的改革和现状，并募集款项。
同年8月中旬，他代表中国教育部，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在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蔡元培向大会提交了《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外语》和《举行太平洋各国联合运动会》两项提案。前者主张对十岁以上小孩开设世界语课程，后者则建议太平洋地区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由各国轮流举办。
同月底，蔡元培一行人离开夏威夷，乘船回国，于9月14日返抵上海。
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做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环球旅行。他以其在教育界的崇高威望和对新文化运动的杰出贡献，受到欧美知识界的尊敬和热情礼遇。
法国政府授予他“荣光宝星”称号，里昂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荣誉学位，纽约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应该指出，蔡元培的欧美之行，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使中国的教育界与各先进国家建立了高层次的广泛联系，对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