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发起护国倒袁后，江苏将军冯国璋无形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过去，大家都知道，北洋系中最有实力人物是段祺瑞和冯国璋，但现在不同了。这时候的段祺瑞只是有名而无实，冯国璋则掌握实际的兵权，又不受袁控制，和段这时的处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广西独立后，冯国璋看到了反袁的势力愈来愈大，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的形势看，袁世凯都处于十分不利地境，这当然是他最想看到的。
其实，冯国璋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便主动地发出一则密电给和他有关系的各省北洋主将，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强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
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复电赞同。
冯国璋觉得连他自己只有五位将军，声势不够壮大，乃用五人名义密电征求全国各省将军的同意。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对袁世凯也已无所畏惧。
不料他这则密报到了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手里后，对袁世凯很忠心的朱家宝，立刻把这封密电送交了袁世凯。
这是三月十九日晚上，袁皇帝正为广西和龙觐光的事而极度闹心。原来，他刚刚兴高采烈发出提拔征滇有功之臣龙觐光的电报，就得知了广西独立和龙觐光被扣之事。所谓祸不单行，恰在此时，看到了朱家宝报来这个密电，直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晕倒过去。
现在，袁的恶梦终于醒了。他此刻知道了，他所面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护国军，不是前方不利的战事，而是来自自己阵营的内部。他一手培植，并且赖此以打天下的北洋系，如今已欲离他而去，甚至可能变成了他的敌人。
他的心情糟透了，双目已没有平素炯炯的威棱，失神而黯然地向坐在身边的夏寿田说：“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第一次是文忠公（指李鸿章）去世，这次大约轮到了我。”
于是他又沮丧地谈到袁家祖先都在五十九岁以前死亡，如今他已五十八岁，恐怕也过不了五十九岁的“坎”！
他站到窗前，面朝窗外举起双手，绝望的喊道：“苍天呀，你要抛弃我吗！”
真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袁世凯伤心透顶，觉得自己是众叛亲离，觉得大家都对他不起，没有人可寄腹心。而他的嫡系却也都很伤心，觉得袁对他们只有猜疑，一直被袁当作手掌上的玩物。
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天，辫子军统帅张勋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以盛宴款待。几杯老酒下肚，谈得非常投机。
张勋和冯国璋是有很多宿怨的，这会儿张觉得他和老冯已前嫌尽释，于是大声地对冯说：“你知道我的来意吗？我是奉着老头儿的命令来察看你的行动！”
冯听了只淡淡地一笑，跑到书房中拿出一封密电给张，并且说：“老头子也有电给我，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呢！”
人和人之间贵在相互信任，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人们常说你真心对人，别人才能真心对你。不能敞开胸怀对人的人，是很难得到大家真心相待的。
有一个伟人说过，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所有的人。
或许，这一方面，是袁世凯一生做人的一大败笔。
已经找不到几个能说知心话的人了，这一天，袁世凯邀梁士诒谈心。
这时袁世凯对局势已完全失控，他知道事情的根源，看到帝制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已经有了撤销帝制的初步想法。但还很不甘心，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梁士诒。
他先把一些重要的文电拿给梁看，其一是康有为劝袁撤销帝制的致“慰庭总统老弟”函；其二是徐世昌自天津来函，内有：“及今尚可转寰，失此将无余地”语；其三是冯国璋等五将军联电请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电文；其四是派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来电称：日首相大隈与内阁各大臣及元老，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专为讨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至，日本应在中国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各地，以确保东亚之和平。
其他则是各种军报，包括张敬尧受伤，及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
这时袁和梁对坐一个方桌前，袁世凯已如惊弓之鸟，觉得哪儿都不安全。
他以手指蘸茶涂方桌上，以谈某方情形如何，某人态度如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了桌子，又以纸擦去，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
最后，袁面色沉重地对梁说：“事到如今，我只有如此决定，分为几方面进行，中央政事由菊人（徐世昌）、芝泉（段祺瑞）任之。安定中原军事由华甫（冯国璋）任之。请你替我致电二庵（陈宦），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你和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托其疏通滇、桂，并复长素（康有为）函，请其援助卓如。倘能令国家安定，我牺牲至任何地步均无不可。”
袁世凯很想听到梁士诒的劝慰，更想听到他的反对意见。但是，梁士诒却一言不发，只是表情凝重的点着头。
袁世凯还是下不了决心，或许实在是舍不得好容易得来的皇帝宝座。
在称帝的热潮中，杨士琦已经有些被袁世凯边缘化了。在内外煎迫的情形下，他把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
杨认为当前大局困窘，除非采用和平方法，否则很难解决反袁的护国运动，而和平的先决条件，必先取消帝制。
这是袁世凯最不想听到的话，但他终于知道了自己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
他不甘心的对杨士琦说：只怕取消帝制仍不能满足独立各省的愿望，“倘若对方得寸进尺，连总统地位也不给保留，则取消帝制依然不能求全”。
杨认为“先尽其在我，如果护国军迫人太甚，则我直彼曲，就会激起北洋派的同仇敌忾”，到那时候可以团结北洋系和护国军一战了。
袁这时想在保持颜面的情况下取消帝制，他打算立刻召集立法院，向立法院提出咨文请辞帝位，然后由立法院作出一个仍旧请他继任总统的决议。可是召集立法院开会和议事，不可能三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在事情如此紧迫的情况下，这个想法显然行不通。
最后，袁世凯只好求助于几位不赞成帝制的重要人物。
三月二十一日，袁世凯亲笔写了几封密函，交由承宣厅遣派专人，分别送给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请他们来公府参加当天下午的紧急会议。送信的人还带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今天“务必发驾”。
这是一次送终帝制的会议，情景很像清朝未年召开御前会议商讨退位问题一样，参加会议的人都不肯发言。
袁世凯只好厚着脸，忍气吞声地说：“取消了帝制，则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仍然不肯罢兵，那就是诚心作乱，我们只好再用兵了。”
徐世昌、段祺瑞都赞成，表示除此亦无他法。可是应袁电召入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却站起来发言，他很激动地表示反对，自称为“臣”，要求带兵去打护国军，为“圣主”效力。
袁世凯很沉痛地说：“丹忱（倪嗣冲号）。你看看。”
说着就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通电给倪看。倪嗣冲这才像漏了气的皮球，黯然坐了下来。
袁世凯请徐世昌出山，再任国务卿，主持和护国军的议和事宜。徐自帝制酝酿后，即坚求去职，这段时间国务卿由陆征祥担任。
袁克定常在背后称徐为“白脸活曹操”。徐平素为人喜怒不形于颜色，云南护国起义时，徐却少见的眉开眼笑。
这一天，他长嘘了口气，对杨士琦说：“快失败了。”
杨士琦后来告人说：“数月以来，仅见此老破颜一笑。”
徐闻袁请他再度出山，便推三阻四，经不起袁的哀恳：“这时候老朋友都不帮忙，谁来帮忙？”
徐才无话可说勉强接受。
这次会议决定了以下各点：一、撤销帝制，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的临时会，以便于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解除陆征祥的国务卿职务，回任外交总长，国务卿由徐世昌出任；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联名电劝护国军停战议和。
如对方同意，可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
三月二十四日，袁世凯召请从来不赞成帝制的张一麐入见。
袁对张说：“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所拟的一稿给张阅，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
张见袁如此说，亦不禁黯然，心有不忍言道：“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
袁立刻接下去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此时此刻，人们总算听到了袁世凯说了句实在话。
张一麐（1867一1943），著名爱国人士。字仲仁，号公绂，苏州吴县人。
幼时有神童之称。十二岁应童子试，即为秀才，光绪十一年考中举人。甲午中日海战，清军惨败，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倡言变法图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各地也纷纷成立学会，张一麐等在苏州倡设苏学会。
光绪二十九年，张一麐录取经济特科，被分往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处任职。宣统即位，袁世凯被放逐回籍，张也解职回乡。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在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而独立。
民国初年，复入袁幕，任总统府秘书。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下设六局，张一麐被任命为机要局局长。
一九一五年调任教育总长。一九一六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南归。
一九二一年，创议召开和平会议，会议失败后，不复问政事，闲居苏州。在此期间，曾与张謇组织苏社；与李根源组织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社，改良农业，兴办教育；与吴荫培等创设吴中保墓会，保护乡里文化遗迹；参与《吴县志》总纂；倡议开辟体育场、图书馆、阅报室、植物园、蚕学馆、博物馆等社会文化教育设施。
“九•一八”事变后，张一麐创办《斗报周刊》，自署“江东阿斗”，撰发刊词，号召奋起救亡图存。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支援抗战。一九三六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多方奔走，设法营救。
“八•一三”事变后，组织抗敌后援会，捐募军需，收容难民。并与李根源着手组织“老子军”，号召全国，凡六十岁以上者，前来从军，与侵华日军决一死战。各地耆老闻风响应，轰动全国。由于种种原因，“老子军”没有组成，但这爱国行动，对于鼓舞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从此无人不知苏州有个张仲老，而“老子军”之名，也不胫而走，妇幼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