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北大不是世外桃源，方方面面的人都关注着北大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男女同校，更是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反感。
此时，正值直皖大战结束不久，直系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直、奉两系取代了皖系控制了北京的政权。
一次，在中央公园的一次宴会上，直系的首领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在谈话中竟然突然说起了蔡元培。
张作霖说：“四哥，您注意哪个姓蔡的了吗，闹得太不像话了，还搞起男女同校，成何体统？”
曹锟说：“亲家，您说的是蔡元培吧！是不是得把他看管起来？”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故意是让更多的人听到。
和徐世昌这样的文人，甚至和段祺瑞这样的武人，有时还是可以讲讲理的。因为他们总要顾及一下社会影响，知道什么事情能干，什么事情不能干，或者说一般情况下做事还能有底线。但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人是不一样的，犯起混来可是无所顾忌，甚至为所欲为。
为了蔡元培的安全，李石曾等人通过政.府和学界中的朋友积极运作，北京政.府决定派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意在使蔡元培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920年10月，蔡元培告别北大师生，陪同杜威和到华不久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应邀赴湖南长沙进行学术讲演。此期间，蔡元培也就文化、美学和教育等，先后发表了七次演说。
一个月后，他便踏上赴欧美考察的漫长旅程。
蔡元培于11月24日乘法国“高尔地埃”(cordilLere)号轮船自上海出发，1920年12月5日航行到新加坡。
对此《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周刊》做了详细报道：
“本月初五日蔡孓民先生偕陈大齐、张崧年、徐彦之、刘清扬、王新亚、李光宇、夏循垍、刘运筹、陶尚剑诸君，乘法船高尔地埃，于清晨七时抵驻本坡。端蒙学校校长沈朝阳先生、道南学校校长形延祖先生及本校涂校长，均同时赴船埠迎接，晤蔡先生略淡，遂知该船于本日下午四时，即须启促，于是将其欲办各事，一一商定而接次行之。
“兹将是日经过各事列下；八时至九时，至林君义顺店中小坐，晤各商家。十时至十一时，游本坡风景佳处。十二时至本校午膳(素食) 。时参观本校，并与同学作十分钟谈话(所谈之话另录)。一时三十分，赴道南、端蒙、启发、中学四校欢迎会。会场假道校食堂。本校童子军十五人，及道南童子军五人，任维持秩序、招待来宾之责。道南教员夏应佛君、养正教员陈安仁君任记录。
“布置即定，本校校长涂先生略为介绍，蔡先生遂登坛演讲约一时二十分乃止(其演词另录)。听者均鼓掌不已。其中对于健全人格，及女子须受同等之教育，尤为注意焉。三时茶会。三时三十分摄影。四时船乃启碇，送者约三十余人。是日经过各事，均能照预定者行之。蔡先生在本校参观时，语多称赞，见校中校训‘明智力学爱国乐群’八字，似有深感，随书‘乐群’二字以赠本校。吉隆坡尊孔学校长周君南君，系其高足，此次因病未能来叨欢迎。蔡先生询问之余，亦行赠四字。”
据此可知，蔡元培访问新加坡“华中”，实为旋风式的顺访。上午7点抵港，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等偕端蒙、道南等校校长前往迎接。蔡元培先去访问林义顺，林既是华社领袖，也是接任陈嘉庚的华中董事长；接着游览新加坡。午餐后蔡元培访问尼文路的南洋华侨中学，在道南、端蒙、启发、华中四校欢迎会上发表《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然后下午4点启航。在新加坡总计逗留九个小时。
为什么刚成立一年的南洋华侨中学，能够邀请到蔡元培这样的学界巨擘来发表演讲？
首先是鉴于华侨中学在南洋地区的特殊地位。“华中”是华侨自力更生在南洋创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陈嘉庚在创立“华中”时，高屋建瓴地打破地缘畛域，将学校定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在《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中明确指出：“新加坡为南洋孔道，英荷各埠，航路交通，所有父兄伯叔，亲戚朋友，商务关系，耳目最周，经费既无虑浩繁，寄托亦有抚任”
“华中”向包括英殖民地马来亚联邦和海峡三州府、缅甸、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群岛、法属中南半岛的安南、和暹逻王国等地的所有南洋学子张开怀抱。华中不仅是华风远被的南洋华文教育的里程碑，而且也是本区域启智兴邦的华文教育最高学府。
蔡元培在访问时与华中同学促膝交谈，对华中学子在南洋经济社会等领域即将发挥的重要影响，给予高度期许：“诸位是南洋青年的中心点。那样叫做中心点呢？就是责任最重大，人人都拿你来做模范，做中心归束点。你好，人家也跟你来做好；你坏，人家也跟你去做坏。你一举一动，都与社会的好坏有莫大的关系。比方南京学校的中心点，就是高等师范；北京学校的中心点，就是北京大学；而南洋学校的中心点，自然是南洋华侨中学。”
蔡元培将华中与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后更名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并列，由此可窥见华中在南洋华社的位置。
其次，晚清以降至民国，中国越来越注重侨务。清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遣洋出国，外派使臣，途径新加坡时都会登岛访问。“而且中国政府对华侨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到南洋视学者不绝于缕”。
在华中成立前的1917年5月，蔡元培的学生——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前来南洋视查，并与陈嘉庚先生结缘。华侨中学作为侨校，是中华民国国家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其招生简章明确“一切学科悉照（中国）部章规定为专门教育之预备，限四年毕业。”
蔡元培作为中国杏坛领袖，途径新加坡时访问当时南洋最高学府，也属情理中事。
另外，蔡元培与当时华中的创办团队及校长也多有私谊。蔡元培与陈嘉庚都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与力行者，1920年陈嘉庚拟建厦门大学，特意邀请蔡元培作为创办厦大筹备委员会委员。陈嘉庚返回厦门后，华中继任董事主席林义顺与蔡元培同为国民党元老。
前来迎接蔡元培的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是黄炎培推荐而来，黄炎培与蔡元培既是师生，又是“教育救国”的生死道义之交，而涂开舆则是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与蔡亦有往来。
蔡元培本来性格就“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所以尽管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应邀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谆谆教诲，嘉惠南洋莘莘学子”。
蔡元培《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于1920年12月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表在《教育杂志》第13期第1号上。这篇演说词的主要内容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人格教育与女性教育等。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这篇演说词的基轴，《教育杂志》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命名这次演讲。蔡元培之所以以此为演讲主旨，他在演讲开头就予以说明：“在座诸君，大半是学界中人，因此可知这里的学校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刚才从中学校来，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这却是职业教育的性质，不在普通小学校或中学校的普通教育范围以内。”
原来，华中1919年3月创校后，先开办普通科；1920年在普通科的基础上又开设商科。1912年2月蔡元培率先揭橥“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奠定基石。1917年黄炎培继起，把“实利主义教育”改为“职业教育”，建议在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陈嘉庚也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教育不振则实业不振”的主张。华中校长涂开舆原为南京暨南学校的学监兼教员，经黄炎培推荐前来新加坡，深受黄炎培影响。陈嘉庚主张学校设置学科和教学内容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所有才会在华中开设商科。
身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蔡元培认为兴办“有用之学”必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职业教育作为“有用之学”，既要解决人民生计的问题，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蔡元培在这篇演讲稿中，一方面认为在南洋倡办商科是必须的：“这里（新加坡）有了小学，渐觉中学的不可少。办了普通教育，又觉职业教育的不可少。南洋是富于实业的地方，我们华侨初到这里的，大多数从工事人手以创造家业。不过发大财成大功的，都从商务上得来。商业在南洋，的确很当注意的，这里的中学，就应社会的需要，而先办商科。”
另一方面，他认为南洋仅发展商科是不够的，还应该促进科学发展，推广农业、工业等职业教育。“照现在的社会看来，商务的发达，可算到极点了，以后能否保持现状，或更有所进步，这都不能有把握。万一退步起来，那么，急须从根本上补救。像研究农业和开工厂等，都足为经商的后盾，使商务的基础，十分稳固，便不愁不能发展。故学生中有天性近农近工的，不妨分头去研究，切不可都走一条路。”
此外，蔡元培还认为，职业教育要得到长足发展，必须先从普通教育抓起。“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教育好像一所房子，内分教室、寝室等，各有用处；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来。要起盖房子时，必将先求地基坚实，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星将成，才发现地基不稳，才想设法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在他看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质不同类，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普通教育是打基础的，职业教育是分专业讲技能的。职业训练能够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但这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重要的是把基础打好, 使学生日后能够接受专业训练。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在世界教育史上关系复杂，无论华中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还是蔡元培提出的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普通教育为基础，都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