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驻外使节,对国际总体形势判断把握是否正确,是否客观实际，对其是否能比较好履行驻外大使的职务，是关键性因素。
胡适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有着他特有的敏锐目光和准确把握的。
早在1935年6月20日,他曾致信王世杰,针对当时中日形势,他分析了两个可能的局势:“(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
一个星期后,胡适再度致信王氏,强调“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进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如何可以‘促其实现’?”他认为只有中国首先自己坚持抗战,不怕牺牲,“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
1938年10月20日胡适致电蒋介石,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对策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讲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况言,惟有等待时势演变。”
作为驻外使节,仅仅具有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争取形成对对自己国家，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长期以来学界几乎形成一个共识——弱国无外交。抗战初期的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似乎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但事在人为，弱国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攻势,广泛地争取外来同情和支援,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在这一方面，胡适利用他的留美经历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充分了解。发挥他的人格魅力、高尚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同美国朝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美国广泛的同情和切实的支持。
“使国际情势于我完全有利”局面的形成,虽非胡适一人之功,但胡适也确实作出了与他本人和他的使命相适应的贡献。他竭力促成的桐油借款、滇锡借款等对中国抗战意义重大,他的努力使美国孤立主义操纵的中立法修正案宣告搁置,他的不懈努力，使当时几成定局的美日妥协的最终失败。胡适这个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挺身而，充分地运用了一个学者拥有的知识和智慧，更将以演讲为主的宣传攻势发挥你到了极致。
因为有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整体把握，也就使胡适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相对应的总体战略，也就是他所谓的自处之道。在美日开战成为事实之前，中国的自处之道究竟应该是什么？胡适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苦撑待变”。
这毫无疑问是胡适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的极为重要的贡献。
“苦撑待变”这一观念，早在1937年就已经在胡适心中逐渐形成。他在1937年12月26日致陈布雷的电报中首次写道：“适等深知国力之艰，待援之迫，然此时舍苦撑待变一途，实无快捷方式。”
胡适之所以提出这个观念或许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不久前日本攻击了在长江航行的美国兵舰（1937年12月12日），在美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这使得胡适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美国原先的“厌战贪和”心理并非言语笔墨所能改变，然而一旦日本对美国施加暴行，则人民情绪将急速改变。
这从美国人民的排日心理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因此如若类似事件再发生几次的话，则战争必将难以避免。而胡适接触到的美国明智的“政府要人”，也不时向胡适传话：“只要中国能支持，必有意想不到的转变”。换言之，胡适的“苦撑待变”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得到美方官员的信息而衍生的理念。
自此之后，胡适在与朋友的来往书信中经常提及这个观念。到了1938年10月20日，胡适在致蒋介石的信件中更进一步地正式使用了这个观念。
胡适对当前局势做了一番分析，向蒋介石说明，美国运用它的国力去为中国争取和平的时机尚未来到。但是，苏联和美国都不愿意中国去和日本进行和谈，因此苏联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而美国也向中国提供借款。有鉴于此，中国的最上策就是“苦撑待变”。
不久，胡适在一次演讲（纽约，1938年12月4日）中首度公开推出这个观念。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支持对于中国抗战至为重要，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作战，等待改变的到来。
随着时间转移，胡适对于这个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对于它的内涵也逐渐说得更清晰。“苦撑”的意思是中国必须竭尽一切自身的力量去作战，并尽量延长作战时间。而“待变”的意思是中国必须耐心等待世界大局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这个观念作为一个口号，颇能精确地表达胡适心中对于抗战中的中国所能做的选择，也表达了他的对美政策目标和他心中的外交到底可以为中国取得何种成果。
诚然，胡适从来未曾宣称他可以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未卜先知，但是他的思想发展确实是前后一致的。早在1935年，胡适就已经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一旦做出抗日的决定就必须准备去承受“绝大牺牲”，独立苦战三四年，领土大量沦陷，国家受到严重破坏，然后太平洋战争才可能爆发。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必须做好孤军抗日的心理准备。胡适1937年10月1日在旧金山的一场演讲中表达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美国迟早会被卷入战争。他说：在我们的世界里，战争与和平都是不可分割的。
假如一场战争进行得够久的话，它就会把其他的国家也拉进战争。不管人们是倡导中立法或是和平主义论调，都无法使他们置身战争之外。同样的那些侵略国家中愚蠢的好战者，他们既然能够强迫人们参与上一次战争，他们也同样能够把人们拉进当前的这场战争。按照这个逻辑，胡适所致力的目标就是鼓励中国咬紧牙根单独作战，一直等到其他国家被迫参战为止。
1938年夏末，胡适告诉陈布雷：“欧战必演成大战，甚难挽回。”这样就会使国际局势为之活跃，而“我必须咬牙苦撑，立定脚跟，始能利用此世界动态”。
在上述1938年12月4日于纽约市的演讲中胡适把这个想法说得更为明晰：中国的最后胜利必须依赖两个因素：一，它必须坚持继续作战，而它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作战。二，在中国的长期抗战中，国际情势很可能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对日本则不利。
1939年1月，胡适自认为已经从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中看出了几个令人振奋的端倪，其中包括：美国给了中国经济援助，而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它也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备去对抗日本的威胁；等等。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多次向胡适表达，只要中国咬牙坚持的耐心等待（苦撑），最后必将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
在1939年4月19日的会谈中，罗斯福就告诉胡适，中国应该坚持抗战，因为世界局势可能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爆发，则日本和苏联的关系必将恶化，甚至引发战争，而这对中国一定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不爆发，则日本可能希望寻求和平而相应去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
胡适电报向蒋介石报告其与罗斯福会谈经过，而在胡适眼中，苏联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及欧洲局势的发展，都与他原先所预大致相符。这就使他倍感自信。
1939年8月3日，胡适又向蒋介石发送一份详细报告，阐述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他反复强调，虽然世界大局的发展并非中国所能掌控，但是中国的坚持抗战仍然是强迫日本在国际上冒大风险的最有效方法，而这也是中国唯一能够做到的。
胡适列举了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些措施去证明它们全部都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把美国1917年和1939年的态度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胡适认为世界大局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单方面废止美日商务条约只能迫使日本面对左右为难的选择，那就是要么向美国让步，要么导致美日关系全面破裂。胡适接着以他本人对于日本国民性的了解作为依据，预测美日关系破裂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
毫不奇怪，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认为胡适言之有理。因为胡适终究是中国人中最有资格解释和分析美国政治社会现象的权威，他的言论当然具有分量。再说，蒋介石本人也希望事情的发展果能如他所愿。
因此，一直到1939年初，蒋介石依然习惯性地透过胡适去看中美关系。当蒋介石在1939年4月18日初次听说罗斯福刚刚把大西洋舰队部分兵舰转调到太平洋地区时，立刻感到非常振奋，认为罗斯福终于拿出勇气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
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苦撑待变”基本上成为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
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持久战的思想，与胡适的“苦撑待变”。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持久战和苦撑待变显然是同一思想。
胡适的“苦撑待变”的思想，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重要的意义在于：“苦撑”可以使国人认识到这场战争的长期和艰难。而“待变”则可以使国人看到前途总归是光明的，所谓希望在前，可以激发起克服眼前苦难的决心和勇气。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胡适多年主张的“苦撑待变”终于变成现实。次年5月17日,胡适致信翁文灏、王世杰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