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刚回到北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认为张学良“这祸闯得不小”，当日给张学良去电：“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
1937年7月11日，胡适应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邀到庐山，参加国民党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当天下午胡适与蒋介石面谈，陈述北平情形，民情的激愤，认为中央不应放弃河北。
7月20日，在庐山最后一次茶话会上，众人谈教育问题。江恒源、朱经农、陶希圣、高君珊、吴贻芳、傅斯年等人先后发言，胡适最后讲话，谈了四点：第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第二，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第三，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此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阻止作伪犯罪。第四，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1)现在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3)政府应当禁止无知疆吏以自己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7月28日，两期庐山谈话会结束，胡适下山，乘飞机到南京。因北平失陷，胡适暂时留在了南京。
8月17日，胡适在南京参加了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8月21日，胡适与杭立武、周炳琳、傅斯年等人商谈救济大学教育的问题，大致决定了两件事：(1)将来各大学教员有余人，可送往边地大学服务。(2)将来宜在内地筹设一个科学工程研究所，以应付国家的需要。
8月，北大、清华、南开准备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并在南京成立临时大学办事处，除三校校长为委员外，各校各加一人为委员，北大为胡适、清华为顾毓琇、南开为何廉，此外委员中还有傅斯年、皮宗石等。胡适对于临时大学提出了很多建议。
在胡适看来，百年树人，无论多艰难，教育都必须坚持。正当胡适为在战争条件下如何坚持办学而呕心沥血时，8月19日，蒋介石商请胡适到美、英两国进行民间外交，争取国际上的支持。
国难当头，胡适选择了做”过河卒子”。1937年9月8日深夜，胡适从南京出发，再度赴美。不过这一次不是学术活动，而是肩负着国民政府的使命，向美国朝野进行中国抗战宣传，争取其理解、同情与支持。
蒋介石为什么要派胡适赴美进行战时宣传，加大对美国的公共外交呢？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想争取欧美国际援助，不管驻英、法大使多么优秀，做了多少工作，只要向英、法提出，英、法都会提出要中国首先争取美国这么做，要“平行一致行动”。从长远看，必须着重发展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援助。 wWW ¸ttKan ¸CΟ
基于这样的现实与考虑，必须加强对美的外交工作。派谁？蒋介石首先想到了胡适。
一方面，鉴于胡适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将胡适委以重任派往美国，可以使知识分子暂时放下对政.府的批评，为抗战集合到自己的周围。另一方面，胡适在美国有那么多老师、同学、朋友，在美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胡适善于演讲，在他理性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讲中，自有一种逻辑的感染力深深地令人折服。凭他的能力，在美国各界是应该能够获得对中国抗战理解、同情和支持的。
而派胡适赴美，更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从创办《独立评论》时起便很关注中日问题。他主张公开的外交，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从而唤醒民众。他根据当时局势对中日全面战争精确地排出时间，“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Modus Vivendi（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整军经武。”胡适认为中日之战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与欧美产生的“利益上的冲突”，将之引导成对日本的“国际大劫”。他后来将之凝聚成“苦撑待变”四个字，随之被国民政府接了过去，变成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蒋介石当时选派了三个人，另两位是张忠绂和钱端升。张以家庭困难为由，一开始就没去；钱去了后觉得靠演讲收效太慢，很快就消极回国了。只有胡适本着“做了过河卒子”的拚命精神，肩负着国家的使命无怨无悔地做了下去。
胡适注重向政要宣传中国抗战。飞机经停菲律宾时，他拜访了总统蔻桑。
胡适宣传的主要方式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演讲。
胡适一到美国，便忙了起来。9月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还没住下，就先到中华会馆参加茶会，发表简短谈话。吃过午饭，仍然没有休息，又赶往大中华戏院，对当地华侨以及各界人士演讲。晚上人们得知胡适到来，争相邀请他赴宴，结果一口气赶了两处宴会做了两场演讲。当天很晚才回到住处，强撑着在日记中叹息：“甚疲倦了”。尽管如此，由于是事先约定，29日中午又前往联邦俱乐部演讲。30日胡适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演讲。10月1日到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听众作广播演讲。
胡适的这些演讲是在自身和客观条件都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胡适从1937年8月即断断续续生病，最主要的是眼睛时感酸疼模糊，尤其是牙疼一直在困扰着他。22日肠子发炎住院；9月16日在香港开始发烧；11月13日，胡适应美国纽约外交政策协会邀请演讲，但那天早起，胡适就觉得不舒服，吃的早饭全吐出了。中午外交政策协会宴请，胡适一点胃口也没有，什么也没吃。但仍然坚持演讲，并答复了许多问题。演讲完，胡适出了一身大汗，里衣全湿了。演讲过程中，胡适又拉了一次肚子，此次胡适不仅没住院，而且强忍了两天，一边靠吃药，一边靠饥饿来治疗自己，预定的演讲与座谈一场也没耽搁，朋友们也都没有看出来。
由于正处于寒冷季节，沿途风雪交加，所去城市大都也是冰天雪地，火车常常为此晚点，这就增加了奔波之苦。还有一点就是胡适患过脚病，尤其怕冬天，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四处演讲，对胡适的身体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此，夫人江冬秀在国内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非常担心胡适的脚是否受得了。从行程上，基本上是夜行晨到。对沿途小城，留停时间短有约定必须演讲的，胡适常常是一到，将行李放到旅馆，来不及休息，就在主人的陪同下，立即前去演讲。胡适几乎平均一天一场半演讲，其密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奔波劳累之余，加上各种拜会访谈，常常每天都要到很晚甚至半夜才能告一段落，这种工作强度，也决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胡适对演讲非常慎重认真。比如在旧金山，9月30日一天胡适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度过的。由于不停地演讲，晚上又参加斯坦福大学校长威尔伯（Wibur）夫妇为他们举行的招待会。回到住地，已是半夜，不知是没吃饱还是吃的东西不合胃口，胡适此时突然感到很饿，连忙上街找到一家小饭馆匆匆吃了点，这时已是第二天10月1日凌晨1点多了。刚想睡下，突然想到第二天约定的到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听众作广播演讲。
电台规定，演讲时间不能超过一刻钟，又由于媒体的限制，电台的演讲必须简洁精炼，既要单刀直入又要有条有理合情合理，这样才能显得既斩钉截铁又能打动听众。现有的讲稿显然不行，必须进行加工。胡适揉了揉疲惫的眼睛，坐到桌前，开始一边思考一边动手改写演讲稿，一直到5点半才觉满意然后睡去。
胡适对演讲非常坚持原则与气节。还是这次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听众作广播演讲。虽然5点半才睡，但仅睡两个半小时就醒了。胡适起来将讲稿让人送到电台。随后电台的帕迪•洛厄对胡适说，广播电台看了他的演讲稿，觉得言词太尖锐，想请胡适修改一下，能不能说得含蓄委婉一些。胡适稍加思考，认为没什么不妥啊，于是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对洛厄说，你回去告诉电台，宁可取消广播，我这稿也不愿、不能修改。洛厄一听，只好回去和电台商量。电台看胡适发了那么大火，只好按胡适的原稿去录播，而且在胡适去时“他们倒更客气了”。这次广播演讲虽然只有13分钟，却取得了极大成功，产生了极大影响，王正廷大使在华盛顿听了后，立即打电报来对演讲的成功表示祝贺。
胡适还注重广泛接触工商经济界人士。各地华人华侨也都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愿意给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以经营钨锑外贸起家的大企业家、抗战爆发时得到过胡适帮助的华人李国钦，更是伸出了相助之手。9月1 8日，李国钦邀了4 0位工商业、银行的领袖，如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等人，和胡适相见并一起吃午饭。吃过饭后，又请胡适用30分钟的时间介绍中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