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7日胡适从北平动身去上海，14日从上海启程去美国。这是他第四次赴美，是去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初设在檀香山，后来迁到纽约。最多的时候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菲律宾、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设有14个分会。1947年以后，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断受到“亲共”的指控，1952年又被美国参议院指控为应对“丢失中国”负责。学会也因此失去了合作者和财政援助，只好于1960年宣布解散，前后共存在了35年。
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的最初的源动力是来自基督教青年会，因此，开始的几年，这个组织宗教氛围很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热点逐渐由近东移到了远东，世界的舞台也逐渐由大西洋搬到了太平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新的“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与此同时，源于一种新眼光的世界潮流也兴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层面的国际关系通常由政府垄断，而经济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则由私人或企业进行。但是战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经济和文化事务，同样私人也开始进入以前神秘的政治和外交领域。一些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也逐渐确立，比如公开外交、自决、公理等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青年会决定发起一次会议，讨论太平洋国际间各种问题，以期能够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并求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此议由檀香山商学界领袖提出，与美、中、日等相关国家的名宿磋商之后联合发起，并于1925年7月在檀香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把该会的名称定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并设立永久机构，总部设在檀香山，各国设立分会，每两年集会一次。这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由来。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最初参与其事的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成立时，即采取不参预政治的立场。但1920年以后，中国的基督教不仅面临着五四以来科学对宗教的挑战，也面临着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下反教活动的冲击。基督教内部要想稳定，同时又能赢得国内同胞的接纳，就必须有所改变。
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遂顺应时势，提出了他的政教观。他认为，基督徒并非不能爱国或必须放弃公民的责任，而是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与最完美的公民。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基督徒以国民身份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以增进国际间之善意与种族间的谅解。在他看来，“一国之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当檀香山商学界领袖倡议召开太平洋各国青年会会议时，余日章立即响应。1925年2月间，余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各公团，推选委员30余人，组成中国筹备委员会。其中又推选执行委员7人，担任筹备执行事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建立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并组团参加了1925年7月1日至15日，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大会，也是学会的第一次年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它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也。”
太平洋国际学会证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坐到一起，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就有争议的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因此，其影响逐渐扩大，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政要的关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色彩自然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非宗教人士加入其中。
193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之前，中国分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余日章因病辞去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职务。中国分会遂决定请颜惠庆顶替。颜惠庆提议组织主.席团，他愿为主.席之一，但会议之后他不愿担任中国分会主.席。加之颜惠庆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中国分会遂选举胡适为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
胡适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曾率团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年会。
在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上，胡适提出：“我们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对于我们的问题和工作的性质，当有一种明白的谅解。这些问题，是各国和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族着想。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险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华人圣贤的口吻说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只能祛除偏见去负这神圣的责任。”胡适的观点，得到与会很多人士的赞同。
到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次年会上，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太平洋学会的法则。他把学会的法则归纳为二条。第一条就是，当太平洋学会开会时，会员不应该把自己仅仅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代表中的一员，而主要应该看作是学会的一员。这对于会员摆脱国家的偏见，用其它国家人们的观点来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必要的。如果一位会员在会上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那么他离开会议以后也决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和发言。他所说的第二条法则是，当开会时，会员应该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思考。所谓科学的思考就是负责任的思考。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提倡的理论或他支持的学说可能产生的后果想清楚，并准备使自己在道义上和思想上对这些后果负责。
第六次年会会议地点是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mite Park），胡适是第三次率团出席。
临行前，胡适还惦记着北大的经费问题。这时，原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已经是教育部的部长。
他给王世杰发电报说：“北大补助费，万望兄努力设法。梦麟六年苦斗，兄所深知，今当其困急，宜有以鼓舞其志意，勿令失望。”
7月29日，胡适到达到美国旧金山。
8月3日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国当前的形势》。显然，他在利用一切机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以获取同情和支持。
8月12日，胡适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学会第六次年会。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
胡适在会上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胡适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任何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
在此次年会上，胡适当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副主.席。
9月16日，哈佛庆祝建校300周年，授予世界各地7位学者名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胡适。作为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人，胡适应邀作了演讲。
9月29日，胡适与严群、郭崇英等在美华人谈话时指出：“文科中的教育，哲学，社会学；法科中的政治；与理科中的医学，为学问中之最难的，必须有头等的天才，最广大的学问，最勤奋的工夫，然后有成。”
10月30日，胡适给在美国见到的中国公学学生吴健雄的信中说：“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返约，故能有大成功。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
胡适给吴健雄的建议，表达了他对于优秀自然科学家应该具有一定文史学识，具备广博的知识背景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