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同人中，谈政治比胡适更坚决的是罗隆基。他和胡适在人权论战中并肩作战，甚至炮火更为猛烈。
素有“江西才子”之称的罗隆基出身于清华，他一贯对政治抱有热情，五四时期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其“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人所津津乐道。罗隆基1921年去美英留学攻读政治学，1928年秋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刚过而立之年的罗隆基回来后积极参与《新月》活动，并成为中心人物之一。
从《新月》的第3卷第2号，罗隆基接管《新月》后，对政治的热情更高了。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十分欣赏，以此标准衡量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处处不入法眼。一方面他大量介绍英美政治学理论，一方面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
罗隆基在《新月》发表《论人权》，从不同角度全面阐述人权观。他分别从人权的意义、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和人权时间性与空间性分别进行论述，文章最后还以“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权”为题，开列出三十五条意见，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时至今日，读这个宣言仍不免让人荡气回肠。
罗隆基不像胡适把矛头对准孙中山，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阐发孙中山思想形式做文章。他在《新月》上对国民党的批评更为猛烈，例如第2卷第8号中，罗隆基一针见血地说：“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民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榜样。天天要小老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的统治。”从而把国民党政权的虚伪，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之下。
罗隆基陆续在《新月》上发表了《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他还利用蒋介石于1929年岁末通电全国征求对国事意见之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这些文章都是与党国关于人权、约法.论争中的重磅炮弹，这使他一次次触摸舆论的底线。
一连串文字激起惊涛骇浪，使得罗隆基名声大噪，在学生间口碑载道，他的课骤增了不少旁听生。
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的罗隆基从办公室内，毫无准备地被逮进公安局。后来在张群活动下，他旋即被保释出来。
有惊无险的罗隆基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却立即写了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发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党魁”，表达对对党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权的控诉。
罗隆基领衔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谓不集中不猛烈，还直接将矛头对准蒋介石政权。
针对罗隆基的一系列越轨言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为由，要求学校解除其教职。
尽管罗隆基的事主要是他自己惹下的，并不是受胡适牵连，但胡适还是仗义出手，把全力斡旋他的事做为了自己的责任。先是致函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声言罗隆基所作文字，并无“恶意”诋毁，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对舆论界贡献在于用真实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党部与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书面驳辩，或通过法律干涉。
陈布雷表示可以邀胡适到南京一谈，谈出一个初步的共识来。
于是便有了胡适1月18日信中的，‘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或许，胡适清楚，在国民党的那个专制政权下，陈布雷就是想帮忙也未必有力量，便将《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
前面提到过，胡适对蒋介石还是有一些好感的，也寄希望于此人。只是，最终的结果，罗隆基的事终于无可挽回，罗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
所谓无心栽柳柳成荫，胡适送蒋先生的杂志还是没有白送。因为1931年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也就是说，这年10月，胡适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真的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在蒋氏的那一面，对胡适是相当的器重了。因此，有说，这便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介石。谒蒋以后，他便迅速去上海开会，会毕又迅即北上。
但是，对此，相关方面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有明确的记录：1932年11月28日，前一天他应王世杰邀请，来武汉大学讲学。蒋介石此时也在武汉。28日上午参观了武大后，“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按胡适日记的说法，他第一次见蒋，时间是一年多以后，地点是武汉而不是南京。
这么大的事，胡适的日记是不会记错的。而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理由，比如，有说对这次见面，“胡适、丁文江与蒋介石当局之间，大约达成了某种谅解，但又都希望‘绝无痕迹’”。但是，凭胡适的人品，他的日记应当更可信。
只是，胡适此时得到蒋某人的青睐，这应该是事实。因为，1931年11月11日，蒋介石致电胡适：“财政委员会业经组织成立，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即希届时出席为荷。委员长蒋中正。”
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胡适以“学者”身份与蒋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脑同列委员。
只是因为胡适“北归后即病”，未能出席会议。
胡适得此际遇，除了他托陈布雷带给蒋杂志外，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胡适关于“约法”的意见，以及和胡汉民那场笔墨官司。
此时的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在约法问题上正闹得不可开交。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在1928年8月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分别提出请制定约法的提案要求：
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数人、专家数人，组成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责令其于一定期限内,拟出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草案；
二、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规定下列内容：人民的权利义务，中央政府的组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
三、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国民政府公布。
上述提案，经二届五中全会审查委员会讨论，最后全体会议议决：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而此时还在国外胡汉民得知关于约法提议后，立即组织人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提议有背总理（孙中山）遗教。由于胡汉民等人的坚持， 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占了上风。
3月21日,“三全大会”通过了《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议案：“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依总理遗教为依归”。
最终结果，使蒋介石等约法的提议暂时被搁置。
胡汉民搬出来了孙中山遗教作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蒋介石也无法反对，再加上各地反蒋不断，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的支持，这也是蒋不得不对胡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反蒋势力大大的削弱，蒋认为已无后顾之忧。军事上的胜利使蒋介石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将约法的主张重新提出。
10月3日，蒋介石从军事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除此之外，还通电各报馆，公开自己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主张，寻求支持，想利用舆论来压服胡汉民，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而该电确实赢得了很多社会舆论的赞许。
从表面上看，蒋、胡二人的约法之争看似双方关于如何理解“总理遗教”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但实质上，则是他们的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蒋介石大搞“军治”，企图利用手中的军队控制党和政府；胡汉民则高唱“党治”，企图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控制政府，限制蒋介石的军权。在孙科的回忆中：当时“彼（蒋介石）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
蒋介石这一举措立即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因为他清楚，如果蒋介石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那自己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以党治国”的训政模式，势必要受到破坏。蒋介石不仅要利用国民会议加强权力，而且还会利用约法摆脱党治的束缚。所以他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讨论约法问题。
随着各反蒋势力的失败，对“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胡汉民已失去了昔日的利用价值。而胡汉民又总是摆着国民党元老的架子，桀骜不驯，处处标榜高高在上的“党权”。此时的胡汉民，显然已经成了蒋介石欲行独裁统治的绊脚石，必须搬掉地绊脚石。
在制定约法上，胡适的主张可谓与蒋介石不谋而合，而胡适和胡汉民的冲突，在蒋介石那里，更加拉近了和胡适的关系，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