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会（686—760），唐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俗姓高 。其人悟性极高，童年从师学五经，继而研究老、庄，都很有造诣。后来读《后汉书》知道有佛教，由此倾心于佛法，遂至本府国昌寺从颢元出家。是禅宗六祖惠能晚期弟子，菏泽宗的创始者，建立南宗的一个得力人物。也是六祖著名的法脉传人之一。
有记载，神会十四岁为沙弥，往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参谒慧能，通过问答试难，“师徒道合，两心相契”。神会在那里住了几年，很受惠能器重。为了增广见闻，他不久又北游参学。先到江西青原山参行思，继至西京受戒。景龙年中（707—709）神会又回到曹溪，惠能知道他的禅学已经纯熟，将示寂时即授与印记。开元八年（720）敕配住南阳龙兴寺。这时他的声望已很高，南阳太守王弼和诗人王维等都曾来向他问法。
神会北归以后，看见北宗禅在北方已很盛行，于是提出南宗顿教优于北宗渐教的说法，并且指出达摩禅的真髓存于南宗的顿教。他认为北宗的“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惠能才是达摩以来的禅宗正统。
开元十二年（724）正月十五日，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和当时著名学者崇远大开辩论，建立南宗宗旨；同时批评了当日最有声望的神秀门下普寂。
普寂以神秀为达摩的正统，他自己则是继承神秀的人。当时神秀门下的声势很大，他们所立的法统无人敢加以怀疑。但神会却认为这个法统是伪造的，说弘忍不曾传法给神秀。他提出一个修正的传法系统：“（达摩）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
神会又说：“秀禅师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和尚（神秀）为第六代，所以不许。”
当时大云寺崇远质问他说：普寂禅师是全国知名的人物，你这样非难他，不怕生命的危险吗？神会从容地说：我是为了辨别是非、决定宗旨，为了弘扬大乘建立正法，那里能顾惜身命？他的坚强态度和言论惊动了当时参预大会的人。从此南北两宗的界线更加分明，争论也更加激烈了。
天宝四年（745）神会以六十一岁的高龄应请入住东都荷泽寺，这时普寂和义福都先后去世，由于他的弘传，“使曹溪的顿悟法门大播于洛阳而流行于天下”。
天宝八年（749）神会在洛阳荷泽寺又楷定南宗的宗旨而非斥北宗，且每月作坛场为人说法：“抑清净禅，弘达摩禅”。这时北宗门下信仰普寂的御史卢奕于天宝十二年（753），诬奏神会聚徒企图不利朝廷。唐玄宗即召神会赴京，因他据理直言，把他贬往江西戈阳郡，不久移湖北武当郡。天宝十三年（754）春又移襄州，七月间又敕移住荆州开元寺。这些都是北宗的人对神会的报复。
神会虽过着贬逐的生活，两年之间转徙四处，但他的声望并未下降。
神会被贬的第三年，即天宝十四年（755），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举兵，攻陷洛阳，将逼长安，玄宗仓皇出奔西蜀。副元帅郭子仪带兵征讨，因为军饷缺乏，采用右仆射裴冕的临时建议，通令全国郡府各置戒坛度僧，收取一定的税钱以助军需。这时神会尚谪居荆州，诬奏他的卢奕已被贼所杀，群议请他出来主持设坛度僧，于是他才回到洛阳。至德元年（756）神会已经七十二岁，当时洛阳寺宇已被战火摧毁，他即临时创立寺院，中间建筑方坛，所有度僧的收入全部支援军费，对于郭子仪收复两京贡献很大。
安禄山之乱平定以后，肃宗便诏他入内供养，并敕建在他曾住过的荷泽寺中建造禅宇给他居住，所以时人称他所弘的禅学为荷泽宗。
758年五月十三日，神会寂于洛阳荷泽寺，年七十五岁。建塔于洛阳宝应寺，谥真宗大师。
禅宗，中国佛教宗派。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又因为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众生本有之佛性为目的，所以亦称佛心宗。禅宗的祖庭有河南少林寺，安徽岳西二祖寺、天柱山三祖寺，湖北黄梅四祖寺、五祖寺以及广东南华寺等。依传说菩提达摩为创始人，被尊为初祖，其后几代的传承者依次有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
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公元638——713年），俗姓卢 ，唐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人，中国禅宗杰出大师。24岁闻《金刚经》开悟而辞母北上湖北黄梅谒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法偈得五祖认可，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信物，为第六代祖。惠能在曹溪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六祖法宝坛经》。
神会大师在历史上被沉寂多年后，他的事迹能够被世人所知，主要是胡适不辞艰辛的挖掘、整理、考证。
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获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
经伯希和给引荐，胡适能够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果然大有收获。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 3488)
“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
“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
胡适这里说的海外崇拜者，是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她写信给胡适：“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
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
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
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
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
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们走到对街一个路角的咖啡摊，坐下闲谈，胡适才问传单的事。原来他们都收起来了，怕胡适生气。
胡适说“我决不生气”，才给了他几张。一看，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发的《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大约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当了孙传芳手下的“淞沪总办”，又同为中英庚款委员，才作这样推断的。
胡适当时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写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无暇顾及这种无聊事，只保存了一张传单在他的日记里，便又埋头读书去了。
这年9月，胡适又去伦敦，翻阅不列颠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经卷，又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2月17日，是胡适满35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读书度过的。
他这天校读了《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抄了《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了七种卷子。博物院“电灯不明”，校书抄书很费力。
这天晚上，胡适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自从去年9月底出京后，和我的“书城”分手太久了，真有点想念他。这一年多，东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规规矩矩的作品。……英国庚款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新空气，得了一点新刺激，于我有点好处，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
胡适在巴黎和伦敦，所得神会的语录三种，《显宗记》一卷，约计达两万多字，为国内所得的30倍！此外，还看到《楞伽师资记》的两种写本，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收获是很丰厚的。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