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接手编辑《每周评论》之后，针对五四运动之后国内谈论政治、各种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于7月初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而正是胡适的这篇文章，很多年来，在中国大陆饱受诟病和指责，也曾被罗织了很多罪状，诸如疯狂的反对和抵制马列主义，反对进步。很多人将此文做为胡适与革命阵营分道扬镳的分水岭，是所谓胡适走上的反动的开始，等等。
时至今日，仍有人认定：“此次‘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论争。在论战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理论上虽然不很成熟，运用理论亦尚不熟稔，却通过论战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进道路。这次论战的影响是深刻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也促使新文化运动阵营产生分化。一批先进分子通过论战，更加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更加重要，‘不通过他们直接的，或为他们耳闻目睹的无可辩驳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是不会对某种学说深信不疑的’。同时，尽管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在论战之初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但随着论战的深入，他的观点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学生青年偏偏不谈问题而谈主义，尤其是《星期评论》、《新青年》，……而胡适仍然坚持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逐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中分化出去。”
更有意思的是，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没读过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原文，却发表了那么多义愤填膺的议论。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妨读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文，看看胡适在文章里说了什么。
以下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文：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
这便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原文。怎么说呢，在笔者看来，如果抛开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历史背景，不带任何偏见。如果真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正的了解，而不是读过了《共产党宣言》，就自以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的人。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多次在《共产党宣言》再版时指出，宣言的有些观点已经过时，而现在还有人认为宣言是“句句是真理”。也不要忘了，对于很多自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这样和那样，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像宗教徒那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本人曾愤怒地说：“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知道自己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是的，如果真的懂马克思主义，懂历史科学，应该不难发现，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而在很多方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至少，当年的胡适，比现如今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像信仰宗教那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离真理要近得多。